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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期”種種考驗所導致的怨恨情緒還是好幾個月裡都陰魂不散。最終，這些情緒都轉變成了一種仇恨，也包括對自己人的仇恨。

四處晃盪的時候，防止生病的最好辦法是在飲食方面和當地居民保持一致。這些人必定已經適應了當地的生存環境，所以除了仿效他們別無它法。和瘋子們相處的道理也是一樣。“培訓”出來的新成員在黎巴嫩南部森林或者山區裡呆了兩到三個星期，說是為了和老隊員一起“執行巡邏任務”，即所謂的職業技巧學習。但事實上不完全如此。大部分時間當然是在“巡邏”，可這規矩對於新人來說是極好的機會，我從中得到的教益甚至比在自己基地心理課堂上的收穫還要大。這種生活方式有它自由和令人興奮的一面。沒有什麼作息時間要遵守，沒有等著你付的發票和稅單，也沒有塞車和嘈雜，工作和鄰居。唯一討厭的事情就是遇到狂風了。這種生活自然簡陋了點，但適應起來也很容易。

實戰演習很快就替代了對一個又一個恐怖行動小組的好奇參觀。在戰鬥中我表現得很突出，但每次對安全區進行襲擊時，只要有可能我都會尋機把訊息傳給以色列那邊的同伴。

我的身份是“富家子弟”，所以沒人在意我的旅行開銷。憑這個身份，我能夠理所當然地以處理生意為由，經常取道蘇黎世去歐洲。剛開始那段時間，我對此小心翼翼，每次旅行的目的地都是蘇黎世，如果回敘利亞“探親”，日程安排也毫無破綻。

可是要知道，我以這樣的方式工作了好幾年。阿拉伯人開始核實我的身份了，他們對我進行了跟蹤和調查。自然是某些方面有出入，而關鍵在於我曾和一個叫阿布·夏都夫的人交談過多，這個黎巴嫩人疑心很重。接下來，因為覺得我對事業很忠誠，他們仍然信任我。於是我　穿梭在各個機場之間，喬裝行程不再困難，回以色列的機會也多了。環境，還有本能，在我的時間表裡充當了重要角色。為了和所打入的這個阿拉伯組織建立起牢不可破的信任，我可能花了四年多時間。我讓他們慢慢習慣於我越來越頻繁的往返。我的“職業經驗”已經足以幫我應付一次次信任危機，這種情形在我返回組織的時候沒少出現，但每次都不過給了我機會顯擺自己的“壞脾氣”，偽裝反而變得更有說服力。這得身處東方生活模式之中的人才能理解，這種生活模式討厭有條不紊，特別喜歡臨陣變卦。

隨著日子的增長，我對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之間的關係有了更廣泛的認識。他們無所事事地消磨日子，偏執到了極點，互相監視並伺機指責對方的背叛，被自以為無處不在的敵人搞得惶惶不可終日。對於我這個來自敵對陣營的人——在那邊人們時刻擔心會有人體炸彈突然跳上公共汽車——發現他們這兒也有同樣的緊張氣氛真是驚訝不已。我還以為他們更有安全感，更強捍，沒那麼多困擾。

法利蒂有個別出心裁的想法：他想利用我的女性身份，派我到敵方境內去“跑一趟”，這樣能打探到以色列境內以及邊界情況。

“他們不會對一個女人起疑心，”他分析，“‘聾子’和你一起去。”

“聾子”是個有四十幾年經驗的游擊隊員，打戰的時候一顆炮彈在身邊炸了，他就聾了。他戴了助聽器，但於事無補，因為他把電池給取了。原因呢，一是他聽人說這“核能”電池對身體有害，二來呢他總擔心以色列人在裡面裝竊聽器。還能找到比這更合適的地方嗎？每當他抽多了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神智不清的時候，他就假想以色列人會在他熟睡的時候爬到他身邊，把微型電子裝置放進耳機裡。只有取掉電池，才能確保他們的詭計不能得逞。“聾子”給我詳細推理，洋洋得意於自己的計謀。

“工程師，我說的對嗎？”他自信地看了我一眼，問我。

當然有道理，我暗想。把電池拿掉，清清楚楚地大聲說給以色列人聽，這傳播更直截了當，效果更好，而且免了我們的人穿過六十公里山丘和森林爬到你身邊去。

“對不對？”他又問了一遍，等著我回答。

“當然，”我高聲說，“這辦法太好了。”

“這樣比較保險。”他點頭表示肯定。

“聾子”總戴著他的助聽器，好像那是他身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否則就不足以和其他人區分開來。他，就是“聾子”，與眾不同。而在法利蒂看來，誰也不會逮捕一個和殘疾人結伴而行的女人，何況是個“假裝”弱智的殘疾人。

很幸運，我只做了兩次這樣的旅行。這個角色不適合我。我們自己人這邊，另一個情報部門也派了執行雙重任務的間諜。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