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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實際情況，可分為三種方式：一是對企業資產規模小、效益一般或規模大但效益好的企業，可採取一次性變現方式進行，因為一方面企業的職工有購買能力，另一方面，一次性買斷可以避免“變相處理”之嫌；二是對資產數額大，效益一般或較差企業，可採取一次性買斷，分期付款方式進行，但首次變現不得低於總資產的60％，且延期最多為兩年。這樣做既能有效地盤活存量資產，又能夠保證政府退出之時對企業改制進行監督，有利於企業改制的順利推進和長遠發展。

其四，要用好變現資金。變現資金使用狀況，是股份合作制推行好壞的直接體現之一。根據中國的現實狀況，推行股份合作制的變現資金，20％可以用於解決其它困難較大的國有企業問題，如用於發放職工的下崗補貼、特困補助和提供再就業幫助等；60％的資金可用於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緩解就業壓力；20％的資金可用於部分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和結構調整，提高國有企業的競爭力。

“放小”，是國有經濟戰略性結構調整的重要層面，股份合作制，可以有效地實現國有經濟戰略性結構調整“盤活存量資產、提高資產運作效率、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的目的，因此，可以作為中小企業改制的可選模式。

3。發展民營經濟應該高度重視的問題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後，中國的非國有經濟即將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無論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存在多少內在的不足和外部的阻力，非國有經濟都將蓬勃發展，為了減少失誤促進發展，需要對一些問題做進一步的討論。

經過20年漫長的漸進改革，民營企業呈現出了特色環境下的特別存在狀態，產權明晰被標榜為中國民營企業的最大優勢，那麼民營企業產權是否真的明晰，這將成為推導其未來發展前景的第一個問題。許多例子表明，中國現實的情形是，一些比較大的民營企業的產權並不是人們想像中的那樣明晰，起碼有待於重新打量。

現實告訴我們，中國民營企業產權上有一個特殊現象：模糊性。如果將這個現象放在更為深遠的漸進改革的制度背景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大量的大型民營企業的產權與其說是明晰的，不如說是模糊的；與其說是私人擁有的，倒不如說是“權私共有”的。何時歸私人，何時歸“權力”，則據形勢需要而定。

大量的現實表明，中國民營企業存在一個普遍的困境：如果民營企業不與無所不在的特權結盟，別說超速發展，即是一般發展也是舉步維艱。令人驚異的是，這不僅是這一代民營企業的獨特處境，而是中國歷史上一再出現的現象。對此，不少人已經注意到當今中國民營企業的這種異變，並且由此感慨，從草根起家到無奈的“權私共有”，也許是中國民營企業壯大後無法選擇的歷史宿命。

雖然現在還不能得出某種結論，但至少可以指出，民營企業的市場本性如果被逐權性所取代，它們將更多地對行政體系而不是對市場訊號作出反應。若果真如此，我們將對中國民營企業以及民營企業帶給中國經濟未來的潛力表示懷疑。

另外一個問題是民營經濟有真正的市場精神嗎？如果說具備明晰的產權是民營企業造福社會的一個必要條件，那麼無時無刻不在感受著市場壓力並由此而被徹底植入了市場精神的民營企業，才是民營企業成為社會健康力量的充分條件。對於這一點，情況又是怎樣呢！

企業並不天生就喜歡市場競爭，也並不是自動地就能夠有利於全社會的福利。正相反，任何企業和個人本性都厭惡競爭，企業被驅趕進入市場完全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正是在這種“迫不得已”的外部規制和約束下，企業和個人的創造力以及企業家精神才會被啟用，這種競爭才會增進全社會的福利。這個道理對所有的企業應該都適用。如果一個企業能夠獲得比透過市場競爭成本更低的方式來積累財富，它還能夠喜歡市場嗎，它還願意透過平等的市場競爭來造福於社會嗎！

現實恰恰是：新興民營企業在“權私共有”的產權安排下，對市場精神發自內心的蔑視；由於大量的資源仍然壟斷在行政權力手中，對市場規則的這種蔑視是必然的。在一個缺乏規制的市場，特權對任何企業都是一種腐蝕劑。不獨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同樣容易感染。由於受到文化和制度擠壓，民營企業甚至比國有企業有更強烈的投靠特權的動機。可以預見，民營企業投靠特權成功之日，即是民營企業的市場精神蕩然之時。

所有的論述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個結論，在一個存在大量超市場機會的社會中，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