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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在1979年—1984年間新貨幣化的經濟吸收了大量超額貨幣供給，因而通脹率很低，國家獲取了鉅額貨幣發行收益。但1985年後，貨幣化程序顯著放慢，超額貨幣供給的主要結果是造成通貨膨脹，相應的貨幣化收益隨之下降。另有研究表明，1992年以後，經濟改革向縱深發展，各利益主體間的矛盾衝突下於突出時期，體制改革補貼需求巨大，但經濟貨幣化程度已達到頂點，可用於體制改革補貼的貨幣發行收益卻遠遠不夠了。面對各種矛盾的壓力，政府不得不用繼續擴大銀行貸款和貨幣發行進行補償，由此導致通脹加劇。世界銀行的分析也表明了同樣的事實。而麥金農的分析更為緊迫，他認為中國經濟貨幣化在1991年已達到97％，政府已不能無限制地依賴於國有銀行體系的借款，否則，過去20多年的偉大改革成就就會面臨風險，東歐型通脹就不能排除。這就表明，貨幣化收益只是一種數量型支援經濟增長的力量，它的根本缺陷就在於無法實現結構性的升級轉換進而成為一種全新的組合力量，而只能是發展的一定階段上較好的緩衝地帶。時至今日，我國的貨幣化水平已達臨界點，而國有經濟經營狀況日趨惡化，急需更多的資金注入，而以貨幣超量投放支援經濟增長，彌補國有經濟虧損已難以為繼，通脹壓力在增加，潛在的信用危機加劇。目前整個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率已相當高。有鑑於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原因，我國經濟在此方面的危機形勢不容低估。

其次，用壟斷信用於國有銀行，以新增儲蓄掩飾已發生的銀行資產損失，固然可以使國有部門潛在赤字短期內不致於顯性化，從而保證經濟相對穩定。但由此使中國經濟改革進入了“迴圈陷阱”的路徑依賴狀態。一方面，透過國家壟斷信用實現國有企業資產損失向國有銀行轉移，並利用儲蓄存款的高速增長予以維繫的內在機制，無法消除和減少國有部門潛在資產赤字，相反卻在不斷積累矛盾，加劇了潛在金融危機的壓力，沿著這種路徑下去，中國經濟改革很難達到目的；另一方面，隨著市場化的深化，資本市場的發育和國有專業銀行商業化已成為必然趨勢，這就必然要求打破原有的國家壟斷信用的金融制度，推進融資多元化和市場化，必然要求國有資產按市場化原則進行最佳化重組，同時，資本市場的發展，又必然引致社會資金由國有銀行向證券市場大量轉移，從而使國有銀行儲蓄減少，這會進一步加劇改革過程中資產負債失衡問題，使規模巨大的國有資產潛力在赤字短期內急劇顯性化，除非能及時找到補貼資金，否則惡性通脹和社會動盪的潛力在壓力依然巨大。前蘇聯、東歐國家已有前車之鑑。更要引起注意的是，在把國有經濟赤字以銀行負債表隱性化的同時，也使我國財政職能隨改革程序逐步弱化，以致到了無法完全適應政府履行其應有職能的地步。尤其是把銀行作為暗補的主要來源，財政被自覺不自覺地當作計劃經濟的代表來“改革”。在改革推進中強調企業自主權時，政府職能部門也提出了要有自主權，以致也竟相自立門戶，自立規章收費自給，從而在國有預算之外產生了龐大的預算外資金，不僅使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上升，而且進一步使政府職能遭到了分解。使政府在改革程序中的控制力下降，改革推進面臨困境和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增強。

再次，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在改革初期對整個經濟的發展和穩定都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其對整個經濟的內在制約日益突出出來：（1）非國有經濟（尤其鄉鎮企業）的發展，初起是一種爆發型的，是多年壓抑的生產力社會閒置財貨資源的新組合，其發展局限是顯而易見的；同時，其發展雖然是在國有經濟的夾縫中，但卻是在政策優惠的沃土上實現了自己的資本積聚。改革的深入，不斷使這些夾縫和優惠政策失去了應有的優勢和特殊地位，非國有經濟的處境就不那麼輕鬆了。（2）非國有經濟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管理和規模結構問題。時至今日，無論是管理還是規模結構上，都已走到自身的頂點，必須實現結構性轉化和擴張。在國有經濟需要進行戰略性重組之時，非國有經濟也面臨著結構性轉換的難題。無論從哪方面說，國家在改革深化中都已到了數量調整的極限，全面系統的制度創新的結構性重組已是必然的選擇。而進行這一創新和重組的成本，無論是國有經濟還是非國有經濟，均無力予以支援，必須尋求其他支援，否則，改革成果將會毀於一旦。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常說“改革到了攻堅階段”。

國有銀行的資金透過政府對金融“取財於民，轉財於企”機制控制，大量流入了經營不良的國有企業，這些投入，是一個有去無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