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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樂善群公”憐憫“已萎名花”，行義舉，共建群芳義冢。還說因“是舉為維持同類起見”，故妓女認捐責無旁貸，但仍望眾人解囊，她們將“分任勸捐”。至於讀者究竟能從啟事中看出妓女對時世的什麼看法，則是歷史上的無解之謎。每則啟事都是“代擬”的，而擬稿者很可能是個男人。女人用高度程式化的文辭表達人生悲苦和短暫的感念，聽上去極似指南、見聞錄作者本人的遣詞造句功夫。妓女似乎在代表自己說話、在說自己的事情，可是恰在此時，妓女本人的“聲音”這個問題變得最讓人難以捉摸。 這種情形在下面要說的戲文中更為明顯。花冢落成，小報主編李伯元“發起徵撰”傳奇，紀念建冢過程中的可歌可泣事。於是有兩位名士合撰《玉鉤痕傳奇》，共分十出，“文情悱惻，傳誦一時”。傳奇有些部分屬於募捐建冢始末的紀實，然全戲卻因引入（虛構的？）妓女陳黛玉之死而獲得一種完整性，“被惡鴇凌虐致斃”的陳黛玉成為被埋葬在花冢的第一位妓女。利用陳黛玉之死來推動情節，也等於說出了妓女受害的一種方式。雖說高等妓院完全可能發生這樣的“摧香”事件，但是這般凌辱在四大金剛的傳略中卻是一概看不到的。《玉鉤痕傳奇》和募捐建冢的啟事一樣，也只能讀作由女性的聲音誦讀的、男性作家筆下的妓女生涯。

第六章　職業生涯（八）

妓女與國家 清末民初，革命風起雲湧，其中強調女子教育為國民改造之關鍵，對滬上妓界影響尤深。妓女也同其他各界婦女一樣，組織起來，爭取受教育權。1906年前後，中國正設法回購洋人的鐵路投資，一個藝名藍橋別墅的妓女在收復權利的運動中捐款1000元，受到官方讚許，聲名大噪。 1914年，有一批年長妓女（其中有林黛玉和翁梅倩）借用達爾文的語言，成立了“青樓進化團”。該組織的兩名主要積極分子是張曼君和祝如椿。據說張曼君熱心閱讀革命報紙，是早期青樓女子愛國思想的代言人。她因做過一次演講而出名。那時妓女中時興穿印著國旗圖案的長褲，張的講話譴責這種時髦，指出有那麼多戰士和英雄都為這面國旗犧牲了性命，而現在她們卻把國旗的圖案穿到褲子上，172不是叫洋人看中國人的笑話嗎？ 祝如椿曾於1897年居花榜榜眼，因容貌娟妍著稱。人到中年後，祝如椿開始相信妓女需受教育，才能救她們出“苦海”。（用“苦海”、“花殘月缺之悲”等詞語來描寫妓女境遇的究竟是祝如椿還是指南作者並不清楚。）青樓進化團為募集辦學經費搞了一場義演，事先發布訊息，“假女戲園演戲一天”，上海許多最負盛譽的名妓登臺獻技。當夜募得一千多元，用於租校舍、聘教員，報名者五十多，其中包括“房中做手、雛妓等”，組織者本人也都入校學習，指南書宣告“魔鬼地獄一變而為絃歌禮義之邦”。妓女學生在學校懂得了提倡國貨，抵制洋貨。正如張曼君在一次開會演講時所說，對青樓的前途不可能不抱無限的希望。 然而，這項事業因與娼妓的營業日程衝突，很快就難以為繼。祝如椿離開上海去了天津；本來在高等妓女的職業生涯中，在不同城市間走動是很平常的事情。學生每日演出、接待至凌晨三四點鐘，早上起不來，不能按時學習上午的課程。因工作所需，她們起身後要花許多時間梳妝打扮，下午晚些時候又開始招待客人了，而學校要下午4點才放學，故也成了問題。學校缺乏固定的運營基金和有效的管理，學生曠課，學校終於關門，青樓進化團無形中也解散了。 五年以後，妓女冰辦起了一所學校。她的妓院有兩幢樓，學校就設在其中一幢底層的廂房內，組織比青樓進化團簡單些：學生每天上一小時的課，每個月交三元學費。課程由冰的哥哥講授，他在文學方面有點功底。妓女及其子女入學上課，但四個月後學校關門，據說也是因為學生夜夜陪賭局酒局，耗時無數，荒廢了學業。此後不久，冰找了個有錢的軍官，準備同他結婚了。 上述組織儘管短命，卻標誌著妓女已開始直接參與國家大事。在民國的最初10年中，妓女參與政治活動已成為很平常的事情。1915年，國內對日本提出的“21條”要求反應強烈，一些妓女捐出了部分局差收入和胭脂錢，173共計300元，用作民族救亡基金。藏春閣給當地多家報紙寫信，表明妓女同各界市民息息相關，她的命運同國家的存亡息息相關。她說自己雖生來不幸，現只是北里歌場一歌女，但“青樓女子畢竟也有家，有家的人也必須有國，因此生活的根本就是為國家服務”。她又說，從客人的談話中瞭解到，有個國家想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印度或是朝鮮，也就是變成殖民地。她宣告說，“我雖然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