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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在大多數情況下，倒是中國人的聲音佔上風。 有關人口買賣的故事實際上講的都是受害故事。所有這類故事的作者都說，女人們被賣進娼門，要麼是因為她們的父母窮極無奈，只好把她們賣給人販子，要麼說是在她們家人不知道的情況下被拐騙所致。①無論哪種情況，墮入娼門都被編排成一種與家庭紐帶的斷裂，婦女是作為被分裂出去的犧牲品，被推入到上海的妓院這樣一種城市社會之中。 這樣的表述其實是不完全的，而且引起了誤解。但它卻具有極大的說服力，182它引發了許多廢止娼妓業的努力，而且在當下有關性服務業何以死灰復燃（見第五部）的討論中，它還在繼續產生迴響。本章在考察人口買賣現象時，不僅要看這些故事是如何描述買賣婦女這一行當的，而且還要從中辨析記錄下這些現象的人又出於什麼樣的考慮，以及1949年上海解放前那些從事性服務業的人所採用的策略。 許多資料強調，人口買賣是進入上海娼門的一個很重要的途徑。本章首先將描述販賣人口的過程，婦女和她們的家庭又如何透過法律系統來糾正不公。當家庭聯絡被最極端的方式——綁架——切斷時，女方家庭間或也會訴諸法庭要求妓院放人。在這種情況下，娼妓業、家庭和國家之間的關係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危險人口買賣儘管說來說去都是綁架拐賣的故事，但我們必須牢記，許多這樣的買賣，其實被賣女人及其家庭都是知道並同意的。許多妓女，甚至大多數的妓女，都有非常複雜的家庭關係，她們既對家庭負有責任，又從中得到支援，而這種關係又充滿了衝突。本章的第二節將對這一關係網加以審視。警方和社會工作者對妓女的訪談表明，性服務所獲報酬在許多情況下實在是微乎其微，但與在上海從事其他行當掙錢的婦女一樣，這些錢對於她們的家庭也是至關重要的經濟來源。妓女供養她們的家庭，而當她們與老鴇發生麻煩時，她們的家庭同樣也會出面相助。 倘若這些從事性服務的女人都是有一個家庭關係網的，那為什麼在當時的資料中又要把她們說成是沒有家庭聯絡的犧牲品，或把她們說成是生身父母家庭與老鴇為之對簿公堂而爭奪的物件呢？本章的最後一節將就20世紀上海的妓女講得最多的所謂與生身父母斷絕關係的故事，作出幾點解釋。

第七章　人口買賣（二）

綁架 白螞蟻及新聞報道 現代作家們常常警告說，被人拐賣或被騙入娼門是女人在上海動輒會遇到的一大危險。②而20世紀出現的有關娼妓業的警示性文字，也把那些看來無害的城裡人都描寫成心地邪惡的樣子： 許多賓館服務生，劇場的引領人，飯店的侍者，賣花女，報販子，馬伕（車把式），女傭，甚至拉黃包車的苦力，都在這交易中插了一手。而其中最為危險的，或許就是那些女理髮師和賣珠寶的，因為她們很容易走家串戶，很方便地施加她們的影響。③ 新聞報道則更讓人感到女人們在上海183一不當心就可能遇上危險。1920年11月，《申報》上就有這樣一則報道，一名叫梁彩花的18歲的女傭上街買東西，遇到她東家的一個朋友梁德餘。梁德餘邀請她看戲，後來又拉她去了一家妓院，並同她在那裡過了夜。第二天，妓院老鴇稱，梁德餘以100元的價碼將彩花典當給妓院半年。彩花的一個親戚得知她失蹤的訊息後，領警方到妓院來要人；梁德餘被判入獄三年，老鴇則被收監三月。④這一類故事說明，在那樣一種複雜的都市環境中，即使是熟人也可能危及一個女性的貞操，甚至還會危及她的人身自由。 婦女在當地被拐騙僅僅是這種人口買賣活動的一個方面，人口買賣從上海又延伸到內地，直達遙遠的省份。人口販賣包括買進或採取暴力形式搶人，把這些女人運送到遠離家鄉的地方，把她們變賣或典當給某個顧主，後者實際上獲得了對她們的所有權。關於販賣人口行當的描述至少涉及三類人：　綁架者，運輸者，還有就是掮客。⑤第一類擅長誘拐那些已經來到上海的人。這些誘拐者據說大多是一些蘇北來的婦女⑥，但有根有據的傳聞則說幹這種事的有男有女，哪兒人都有，他們採取軟硬兼施的辦法把來到城裡的鄉下女人騙到手。 例如，在1929年的一個法庭案例中，兩個女人，一個18歲，另一個16歲，她們控告一個名叫周內琛的紹興女人想要把她們賣到妓院去。據18歲的這個名叫王蘭翠的女人說，她們來到一家職業介紹所，想找個當保姆的工作，周即以同鄉的身份上前來與她們搭訕。她和她們呆了一天，晚上又請她們去看了一場電影，但是，王在法庭作證說，她後來的言行就變得可疑起來： 後被告同我等至一客棧門首。她先入內，約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