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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仍然會透過公共租界無照的、非法的妓女繼續傳入。最後，公共衛生問題的複雜性還有一個表現，即越來越多持有執照、被認定為“乾淨的”妓女，對嗎啡一類的毒品日益上癮。當毒癮使她們無法再為老鴇們賺錢時，老鴇就把她們一腳踢開，或把她們賣到下等妓院，而到了那裡就根本沒有執照或體檢一說了。該作者還說，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老鴇把她們送回鄉下，她們在那裡結婚，於是把疾病傳染給她們的孩子。1936年的一篇抨擊持照賣淫的文章說：　這“正適合聖經上所說‘你的罪惡將要傳到你三代四代的子孫’的意義”。該作者最後說道，關於性病的這種虛假的安全感，241將增加性的買賣，並會“增加男子的性的浮薄”，這顯然不是一種理想的社會習慣。 在民國時期，妓女是有關性病的討論中一個反覆涉及的話題。對於殖民醫政當局來說，她們是愚昧無知又充滿危險的感染渠道，威脅到白人的健康。對於外國醫生和受過外國訓練的醫生來說，她們構成了一個極其複雜的公共衛生難題，儘管難醫治，但是，訓練有素的醫生採用科學的辦法或許就能將它制服。對於指南書和小報的作者來說，妓女是帶來形形色色危險和愉悅之場所，既要小心應付，又可適當享受，只要有節制、有知識、明智地行動即可。而對於改革者，她們也是一條通道，但這一次，是從侵略性的外部世界直接通向中國這個集合體的體內，甚至通向中國政體裡的一條通道。 對於所有這些參與言說者來說，妓女的性活動之所以重要，乃因為它是一種傳遞媒介。但妓女是女人這個事實卻沒有引發婦女在中國社會中處於從屬地位這樣一個更為一般的問題。妓女就是妓女；她們傳染疾病。妻子就是妻子，她們因為狎遊妓院的丈夫而容易受到感染。這兩類女人感染同一種疾病，所受的痛苦也相似，人們或許因此會猜測兩者在社會或情感方面有什麼共性，然而所有這些，卻都淹沒在“危險的女人與良家受害者”這樣一種對立的兩分法之中。可是在關於改革的其他談話中情況卻不是這樣的，在其他場合下羅列婦女所受的壓迫時，賣淫問題會被提出來討論。 在有關賣淫和性病的每一種對話中，都會出現一個受害者的音符，但它是個啞音。妓女或許是一個不自願的、被強迫的危險源，但她們怎麼說也是危險的。正如我們在下一章中將要看到的，究竟透過對娼妓業加強管制檢驗，還是完全將它取締，才能最理想地控制這種危險，這是一個引起激烈爭論的問題。民國當局最終也無法完成這兩項任務中的任何一項，這是一系列令人失望之舉中的一項，它導致許多中國的改革家不再支援那個政權，而支援了另一個擔保說更能成功地保障民族和國家健康的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