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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性病（七）

改革家及性病對民族的威脅 到了20世紀20年代，性病問題成為中國關於娼妓業文字的最主要話題。正如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所要指出的，20世紀的多次管制和改造娼妓業的運動都直接與對性病的恐懼有關。弗蘭克·狄科特在討論民國時期關於性病的文字時指出，中國的知識分子在談及性病時，都是用討論軍事衝突的語言來表達他們的一種對於“民族”和國家的雙重關懷。他寫道，“在討論疾病的醫學文字中，充滿了諸如‘進攻’、‘對有機體的入侵’，以及‘身體抵抗力’這樣的軍事術語。” ……通俗作家們詳細地描畫了性病對於個人、家庭以及“民族”造成的種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後果。……關於社會腐敗墮落的文字再現，與在一個民族主義高漲的時代里正在崛起的所謂“民族”的思想同步增長。……關於梅毒的文化表述，表達了中國受到了外來資本主義和致命病毒這雙重勢力的入侵。帝國主義侵犯了中國的領土主權，而病菌“侵犯”了它的尿道。 性病與中國的復興聯絡在一起，而這一切採用的又是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話語。在這裡，妓女雖然是受害者，但她成了中國國防的缺口。透過與妓女的接觸，男人們把性病帶回家，傳染給他們的妻子、孩子，使“國家健康受損，進而危及民族”。到20世紀30年代，婦女雜誌上的文章勸其讀者在結婚前不要忘了向配偶索要無感染的體檢證明，以保證日後孩子的健康。1936年，林崇武這樣寫道： 且娼妓之害，匪特為播病之場，240其於民族之強弱，關係尤重。蓋民族之強，賴乎優秀份子之多。據遺傳定義，莠不能為苗。 在適者生存的競爭中，賣淫和性病抵消了成功機會，它們成了中國在更強大、更健康的國家面前淪為被奴役的地位的標誌。 改革者們相信性病是對中華民族的威脅，妓女是這一外國威脅的溫床和傳染源，這使得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提出了禁娼的要求。他們經常提倡教育和治療，視其為重要的健康措施，而對用發放執照和推行體檢的辦法來控制性病則表示深深的懷疑。對妓女實行體檢被說成是保護公眾健康、免受得病妓女傳染的一項措施，但這麼做卻並沒有什麼實際的效果，因而改革者們更為實用的一個論點就是斷然否定醫檢的作用。1933年，一婦女雜誌上有一篇文章把醫檢說成是保護上等人的措施。該文作者說，梅毒是由妓女和嫖客兩方面傳染的，而體檢只查妓女。一名持照妓女如染病則被禁止從業，但她還要吃飯，還要生活，她會跑到一個不要執照的地區，在那裡，她會把她的病傳染給黃包車伕、當兵的、工人及其他付不起進有照妓院的下層階級的人。1941年，一篇關於娼妓業的報道也抨擊這種體檢所造成的虛假安全感。作者說，法租界當局給患病妓女打上幾針，而這根本不足以治好她們。若想痊癒就必須歇業數週或數月，而這是老鴇們不允許的。該作者補充說，即便法租界當局願意或能夠承擔起這一筆治療開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