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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受其害，還要轉輾傳染與妻子。”該指南書以一種很少見的恐怖口吻描寫道，“妓女的身體是粉面骷髏，有危險，有毒害的。”然而，即使這樣，作者卻很快就轉而描述無性病的場合，妓女和狎客雙雙墜入愛河，希望發生肉體的關係，以“達到性慾的滿足”。這番話抵消了剛才說的與妓女發生性關係的危險。無愛之性，而不是性本身，才被描寫成花柳病的傳染根源。 指南書在寫到等第稍低的么二妓女時，對於傳染病的警告便明顯變得繪聲繪色起來：“她的肉身，今天被張去要，明日為李去玩，天天如是，夜夜不空，不免有毒。”1939年的一作者寫道，“如果要嫖，再是長三靠得住些。”這些關於性病的警告顯然都與妓女的等級有密切的關係，但它們也可以被解讀為對狎客的指點，即上等的男人只應該光顧上等的妓院；它們並不是一般的關於光顧妓院有何危險或罪愆的報應之類的議論。 高等妓女以下的等級中的妓女都被描寫成具有雙重身份：　既是受害者，同時又是施害人。那些被典當或變賣的妓女，由於受控於老鴇，通常都被說成是被迫不斷地發生性關係，直至染病，甚至在染病後還得這樣。由於無錢醫治，她們本人也就成了“傳染的工具”。這種受害者的聲音在《申報》這樣的報紙上一天天得到放大。染病的妓女往往都被寫成是被拐賣的，都是被迫與嫖客發生性關係，這樣才得了楊梅瘡；她們都受到鴇母的虐待，甚至拷打（雖然也有個鴇母將她手下生病的妓女送到醫院），於是她逃跑或被親屬援救，最後被送到了希望之門——在這樣的救贖故事中，性病成了低等妓女受到的一切肉體的和社會的折磨中一個可觸及的標識。 雖然這些女人是受害者，但對於那些莽撞地追求她們的男人來說，她們仍然是一種危險，這一特點並不因此而有絲毫的改變。作者們警告說，低階妓院中由於性病氾濫而被人稱作“水果行”，因為在這裡很容易得到“草莓”（梅毒病）。初到上海的人都被告知，他們如去逛野雞妓院，他們的鼻子就會爛掉，渾身都會腐爛。許多指南書不是叫人們完全不去狎妓，而是教讀者如何去發現和避免危險。如讀者執意要去逛低等窯子，那麼指南書會告訴他一系列的預防措施：　例如登門找某個妓女時，捏一捏她的手，小心地檢查一下，看它是否紅腫發炎；上床後，先要檢查她的肘關節，看有沒有微核，237如果有，那就要“懸崖勒馬”。1932年出的一部指南書中有這樣一段極其露骨的描述：“在兩軍接觸前線緊張的時候，可試按對手方的肚間和下部。倘在下手時彼呼痛，定必有毒。也應立刻倒戈，勿顧惜軍餉尚向前進攻。”這本書還說，選擇妓女時，不要選“身倭頸短”的，因為這種現象表明她是“早墮風塵，以致發育未全，久經戰陣，難免蘊毒”。作者稱，“身體修長而苗條的最為相宜。”選好身段苗條的妓女後，嫖客應去摸她的手心熱不熱，看她的眼睛紅不紅，口嗅臭不臭，腋下是否有小核。該段文字以一種非同尋常的露骨筆調說，“再察……（原文省略）有否紅腫。若戰區糜爛，便須停止進攻。”除這些詳盡的檢查要領外，讀者還被告知什麼樣的醫生是江湖郎中，不能去找。指南書建議，要在下雨天去找那些街頭妓，因為她生意清淡；並應“在戰後飲多量的白開水”。書中還特別提醒讀者要小心那些正在服藥的妓女，她們把病傳染給客人，而自己卻治好了。 對“花煙間”（鴉片妓館）妓女的描寫中有關於性病的最繪聲繪色的描寫。這種地方買性便宜，因而染病就難以避免。據一份措辭比較溫和的警告說，“大概費洋七角就可巴黎至倫敦，實行水上交通，不過碰著暗礁立即要開天窗　［指楊梅瘡生到了臉上］，終身受其損害了。”在這裡“中狀元”不是指高階妓女“及第”上了花榜，而是指長上了楊梅瘡。染病妓女的痛苦有非常詳細的描述： 十日後，下身開始潰爛。再過數日，皮肉剝落。這時，她才被允許休息，但她愈加痛苦……她得用濃鹽水去洗她的潰爛處。在她還沒有痊癒時，她就又被逼著去接客了。於是，她又將皮開肉綻，然後她再休息。如此反覆七八次，直至無肉可爛為止。她一天被迫接客十至百次之多。然後她就再也沒有任何的感覺了。 嫖客當然也不能逃脫相同的命運；讀者們被告知，街上那些“瞎眼缺鼻折足爛腿的乞丐，238都是從前花煙間裡的床上客”，他們是在那裡染上花柳病的。 有關外國妓女及那些為外國人服務的妓女的警告，其語言多有按國力排列的味道。歐洲和美國女人一般被劃為比較衛生的一類，相對來說染病的較少；但白俄是個例外，她們在上海的地位要低得多，被說成“臃腫如蠢豬，騷臭不堪響邇，消毒的裝置也不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