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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而黃帝是神話傳說中中華民族的最初始祖。中國作者自豪地指出，早在7世紀時的醫學文獻中就有關於下疳的描述。234而另一方面，還是這些作者，他們又斷言梅毒是從外國傳入的，是葡萄牙人於16世紀初從印度帶到廣州的。（故而“廣州瘡”就是中文醫學文獻中有關梅毒一類疾病的許多稱呼中的一個。）他們反對外國學者所謂中國古代就存在梅毒的說法。弗蘭克·狄科特注意到，“關於梅毒的照片也進一步加深了關於外國人性活動的定見”，而且，他補充說，“作者們通常都不忘提及外國水手經常出入的港口是傳染病蔓延最厲害的地方。”這樣一套程式化的認識，便造成在描寫像上海這樣外國人數量相當多的城市時，往往把它描寫成傳染病的溫床或社會充滿了腐敗等等。王吉民詳細描寫了上海龜鴇妓女到處氾濫、性病蔓延流行的狀況，他後又補充說，“這樣的描寫只適用於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在鄉下，道德狀況要好一些。不道德的女人在那裡往往不被人容忍，一旦發現立即就會解決。”中國醫生利用關於梅毒的討論來證明是外國人造成了現代中國的窘境。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九章　性病（五）

在20世紀20年代的一個比較短的時期內，《中華醫學雜誌》曾強調過賣淫與性病的關係，強調過醫學傳教士不能僅僅侷限於醫療事務的特殊責任： 作為一個基督教的傳教士，他是無法真誠地贊同那些似乎在准許或寬恕社會罪惡的種種行為的，諸如由市政或警署給妓院發放執照，這樣做實際上是在犧牲公共利益，男人們因此就可以縱慾，可以逃避實際的懲罰。……而他的使命是同時治療身體和心靈的疾病。 但是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傳教士醫生開始把他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疾病預防、公共衛生教育和疾病的治療上。1927年，滿洲里傳染病防治所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醫生伍連德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我希望勸說中國的醫務界加入到這場反對愚昧的運動中來，不僅要在家裡，在大專院校和醫院裡大張旗鼓地提倡節慾，而且要開展行之有效的疾病預防工作。 1937年，北平協和醫學院的切斯特·弗雷澤（Chester　Frazier）得出結論說，預防和教育都已失敗；梅毒的控制只能透過治療。此時關於治療的文章，即使提到賣淫是一種傳染源，仍具有一種將妓女非罪化的效應，因為它們同時把嫖妓者也看成是需要醫療關注的物件。

第九章　性病（六）

指南書及性病對於個人的威脅 指南書除了詳細描述高階妓院的種種樂趣之外，也多少談到了一些經常嫖妓的危險，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花柳病問題。但通常這種關於性病的警告帶有等級的意思。高階妓院是很少提及性病問題的，而專門介紹高等妓院的指南書有時甚至根本不提。間或提及，也往往夾雜在“禮儀與懷舊”這些本書第二部所探討的名妓文字的共同主題中。例如，1891年的一份材料中描寫了所謂的“趁熱被頭”，即嫖客為不讓家人發現，一清早來到一家妓院，鑽進一剛離去嫖客的熱被窩。他不遵守複雜的求歡行為準則和性約束，這就有傳染性病的危險。同一材料還追懷某種想像的過去，談到那些高階妓女既是枕邊良伴，又個個精通音律。作者感慨道，這樣的女人今日已極其罕見，而現在的摩登女郎，雲雨交歡之時便是毒疾上身之刻。在這裡，性病成為得不償失的一大特徵。 到了20世紀30年代，指南書上也稱，即使是嫖高階妓女，性病也難以倖免。對於性病的一些警告，往往攙雜在講述鄉巴佬到上海後在街頭遇險的警世故事中。例如，在第三章中提到當時的一部指南書中有一幅漫畫，上面畫了一個妓女和阿姐坐在一輛黃包車裡，由一個妓院的龜奴拉著。車背上倒掛著的兩顆心是黑色的，而不像那些清純良家女子那樣是白色的。車牌照號碼是606，一看就知道指的是灑爾佛散。旁邊的文字警告說：“瘟生阿木林”傻乎乎地把心獻給一個漂亮的妓女，卻沒有注意到她的黑心和病體：“結果這班妓女未免做了六〇六的介紹所，瘟生阿木林一定要打上幾針六〇六。”同樣地，在一些黑幕小說中，被妓女傳染上性病的倒黴蛋也往往是那些外地人，他被哪個妓女迷上，把他的錢財和身體都揮霍一空，直到他母親來到上海把他領回家，最後死於花柳病。在1939年的一本指南書中，高階妓院被說成是肉體、經濟和社會危險的集中地，一個“或害及身體，或虛損金錢，或妨及名譽”的地方。此時，在經過了二十來年公開的醫學討論之後，警告變得直言不諱：“堂子為梅毒的發源地，傳染地，236倘與她肉體接觸而被傳染，不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