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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城區內挨著北牆的裡坊為妓院麇集之所。文人們筆下收進了那裡的花園、圍籬、竹簾掩映中的“紅衫綠袖”，還有那顧盼之間的萬種風情。最高檔的長三妓院亦薈萃於公共租界的四馬路（現福州路）和寶善街（現廣東路）上的弄堂街坊，許多文章懷著深情歷數了這些里弄的名字。民國時期，那一帶是公共租界的商業中心，就在青樓近處，綢布莊、服裝店、藥房、報亭書店、戲館、影院、酒樓和旅社鱗次櫛比，沿街排開。隔了幾個街區的妓院，就低了一檔了，也是幾經遷徙過來的：　先是從老城區搬到小東門，後來一場大火燒了許多堂子，再後來搬到公共租界，在河南路、北京路、東西棋盤街和雞鴨弄（老北門外）等處安頓下來。1920年後，公共租界開始禁娼，妓院遂逐漸移向法租界，沿著愛多亞路（即“愛德華七世路”，現名延安東路）兩側開設起來。作者們以誘人的筆墨勾畫海上風月場，只道那是僻靜、雅緻、隱蔽的去處，富紳巨賈會粉黛，絲竹嫋嫋，繞室盤桓。描寫的青樓女子，無不衣著得體，頗懂自愛，全然沒有暴露在人們視線下的一般娼妓行徑。 自19世紀末，屬於公共租界的南京路一帶便聚合著拼命拉客的馬路娼妓（一則文字痛斥“冶葉倡條”，稱之為“鳩盤荼不足當雅人一盼”），而城外臨河一帶，“亦多娼家，編竹為籬，摶泥成壁，湫隘殊甚。稍自愛者每不屑處。”公共租界北面虹口區內的北四川路，則集中了廣州、東洋、韓國和（十月革命後的）白俄妓院，廁足其間的還有舞廳、影院、茶室、餐館、澡堂、美容院和按摩院，３８其中自有許多打臨工性質的娼妓。到了20世紀，“大世界”（1917年開張）一類的遊樂場和永安公司等百貨公司的屋頂花園開始有女子彈奏琵琶，演唱戲段子，而端茶送水的女招待也兼做陪伴女郎出賣色相，收取一份額外的報酬。 據說高階妓女十分注意身份，與野雞掰扯得一清二楚，為此不惜遷徙搬家，“以示不與同流合汙，以為區別”。無論長三、么二們本人是否真的以門戶決定棲息地，幾代作者所作的地界區劃卻表明，曾是高等妓院淵藪的福州路（四馬路）到了30年代已是魚龍混雜，什麼樣等次的堂子都有了。甚至在書場中，倡優在臺上彈奏說唱，臺下就有娼妓巡遊於聽眾間拉客。時光流逝，舊時的高階青樓區衰敗下來，檔次一降再降，由此指南書中便常能聽到“此地風光不再”的喟嘆。當作者們說起浙江路上原先是青樓勝地的迎春坊現在卻為“三等野雞的窩場”，曾經赫赫有名的虹橋也變成“擔菜負薪者的徵逐場所”，無不唏噓黯然。“花底滄桑”、“陵谷變遷”之評說，確立起書寫高等妓女文字的一大主題：　懷戀逝去的風光。

第二章　分類與統計（三）

統計數字 上海娼妓業於史學家之所以重要，所涉婦女的人數之眾至少是部分原因。然而要說出上海賣淫女子的確切數目是不可能的。公共租界對娼妓時禁時容，而在法租界，妓院則有營業許可證。各種市政府態度不一，這意味著沒有系統地收集統計資料。妓院老闆哪怕只為省下賄賂官員的費用，往往也會有意隱瞞生意的性質和規模。計數一事，和分類、管理一樣，並非中性的活動。在上海和在其他地方一樣，建立統計資料是國家政體法度建設過程的有機部分，體現了現代性工程所具有的侵擾特徵，常受到被調查人群的抵制。統計數字貌似準確，然其蒐集者為各種不同的團體，之所以要搞統計的理由也時時在變，至於統計物件，更是有十足的理由不說實話。 現能找到的殘缺不全的統計資料表明，社會上的賣淫隊伍呈不穩定增長的態勢。據公共租界一位西洋衛生檢查官1871年的統計，租界內有1632名中國妓女，而法租界公董局估計在法租界內有2600名。３９兩處的青樓據說多為國人而非洋人所設。1908年的一部指南列了1219名妓女（其中最高檔的969人，次之146人，廣州妓女42人，東洋妓女62人）。低等的妓女未列入，或許因為作者是在指點冶遊高檔青樓的門徑，而非監測公共衛生情況。到了20世紀10年代後期，公共租界當局對賣淫比較關注了，遂發現妓女人數在增長，恐慌心理和勤勉的統計互推互動，兩者都在升溫。上海市工部局正俗科在1915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妓女總數已達7791人，其中差不多五分之四是馬路拉客的野雞。1920年間，租界任命的淫風調查會的一項報告中提到，僅在公共租界就有4522名中國妓女，也就是說租界中每147箇中國居民中就有一個妓女。報告還指出，若大上海以150萬人口計，並算上在法租界活動的妓女，則上海每300箇中國居民中就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