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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暗骯髒的角落。 外國人對在滬歐洲妓女的描寫側重於有梅毒的非白種人對白種女人的威脅，但中文資料則比較雜，且很少有將洋妓寫成受害者的。1905年的一則敘述對白人妓女毫不客氣：“其人大都齲齒蓬頭無異藥義變相獅王一吼見者寒心。” 後來的報道好得多，或許反映出公眾已對衛生和經濟問題比較關注了。高等妓院中西洋妓女潔淨無毒，工作環境良好，每夜收費50元也能積攢下一大筆錢，對此種種三四十年代的文字都予以肯定。 歐美妓女中人數最眾、地位最低的要數俄妓。最早的一批於1904—1905年日俄戰爭後就來上海了，由此引發了傳教士雜誌《中國記事錄》的憤怒之聲。記錄者是位洋人，他深恐大批白人妓女的到來會打亂半殖民地上海的社會秩序，還可能有辱所有白人的身份地位： 如果不採取什麼行動的話，那麼我們的文明的好名聲，是的，連我們的家園的安全，都會受到威脅……自從日本人佔了滿洲南部的省份、５２將這些地方的妓女統統趕出去後，中國沿海的通商口岸就充斥著這類劫掠成性的貨色。 儘管“出以公心的公民”努力組織“治安維持會”來驅逐這些婦女，以使街道馬路不再受到“這些輕佻女郎侮辱性舉止”的騷擾，然而俄妓的人數持續增加，十月革命後更是如此。30年代一位觀察者估計住在上海的俄國妓女達8000人之多，而其他國籍的白人妓女也就2000人。許多人來自北方城市哈爾濱，她們或公開在法租界和虹口區的“羅宋堂子”賣淫，或在舞廳當舞女兼賣淫賺點外快。有的俄國女人在虹口的酒吧間工作，客人買10元一瓶的酒她們就能得1元，一個外籍觀察者這樣描寫道： 這些女人也許並非娼妓，但與之接觸的男人沒幾個會否認她們中的多數在酒的作用下也很情願乾點賣身的副業，而飲酒是她們的正業。……與其讓她們一瓶酒掙一元，毀了身體，最後變得比最低賤的畜生還低下，還不如讓這些可憐的女人正經去當妓女（如果可以用這樣的字眼的話），錢財上可掙足了買賣的好處。 白俄堂子為招徠顧客，僱用了華人無賴做“領港”，他們給路人賞覽“西洋百美圖”，並領著穿街走巷至深處的堂子。無論中外作者筆下的這些女子都可憐兮兮；與其他的西洋妓女相比，俄妓更容易成為狠心人口販子的犧牲品，長相又差（一中文指南形容說“俄妓論姿色臃腫如蠢豬，騷臭不堪嚮邇”），也更容易染楊梅瘡。一位作者規勸道，“不若直截痛快的實行一炮主義”，也不要同俄妓過夜，語言隔膜，終是無趣。 日妓也在虹口一帶營業，尤以北四川路居多，20世紀都知道那地方叫“神秘的北四川路”，路兩邊全是粵妓館、日妓館、俄妓館、賭場和按摩院。日妓中有藝妓，19世紀的資料中形容藝妓是“豔如桃李冷若冰霜”，其不易近身這點有時會同長三么二比較。同一些資料還說要宿日妓相對更容易些。有些日妓兼職做侍女、茶館招待，或開小飯館；還有的靠走街穿巷的小販和黃包車伕為她們拉生意，“一炮”收費幾元。 對在滬日妓的描寫受到中日之間政治矛盾的影響。５３例如，1919年底發表的一篇寫藝妓的文章中就提到，《晶報》說自“五四”以來學生一味地“調查死日貨”（為了抵制日貨），卻忽略了活日貨。北四川路說得如日本僑居地（原文只說“××僑居地”，因30年代初曾時不時地禁止在可能被解釋成抨擊性言論的內容中提到日本）。滬上的日本藝妓館被說成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日本“有以色慾麻醉其他民族的方針”。同時，日妓又被說成“別有風味，因為日本一切倭化”，陳設簡單而索酬不菲。30年代的一位作者認為嫖東洋妓院的好處是無染病之虞。未行交媾之前，嫖客必先行淋浴，由日本女傭伺應洗拭並檢查有無毒瘡潰爛等狀。文章告訴華人狎客說，假如因就浴時赤裸裸的與侍女調笑感到不自在，反而會被人家看成“洋盤”。再者，因日俗是席地而坐，進門必須脫鞋，所以應注意不穿有洞的襪子，免得讓日本女人誚笑。這些警示性的用語都帶有民族主義情緒，於是日妓一方面受到嘲笑，另一方面又被視為潔淨和精緻的標準。 歸根說來，書寫娼妓業的中國作者對在華外籍娼妓很少注意，無非是說到有東洋西洋妓女存在，並將她們的狀況、地位與其國籍聯絡起來（如卑賤的俄妓、強大的日妓之說）。令外國作者和讀者神往的“冒險家的樂園”故事將上海描寫成各色人群彙集的異域大都會，那裡有心懷叵測的歐美人，還有不可知的他者。這樣的世界對中國作者和讀者沒有什麼意義，他們所關心的主要是詳述社會型別並分出等級高下，點出社會問題，建立行為規範等。在中國人為國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