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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的關係表述為矛盾、衝突關係，妓女幾乎總是被刻畫為這些關係中的受害人。１９從更大的範圍說來，史料記載中的妓女越來越受到各種勢力的壓迫，其中有老鴇、出爾反爾的嫖客、背信棄義的相好、勞務市場、重男輕女的社會，有時還有國家。 還有一類主題也日益顯著。改革者和政府部門都在說有必要將性行業整個地、不分等級地管起來。民國時期的妓女問題引起了國家的強烈關注，這是因為妓女危及公眾健康和社會秩序，但無疑也是因為妓女的人數越來越多，她們創造稅收的能力變得越來越可觀。這個時期，國家本身也變得越來越好管事、愛扮演監護人的角色。“國家”——這裡指上海的幾重市政府——開始對娼妓業實行管理，向業主定期收稅，或者試圖取締娼妓業。早在1920年，公共租界政府迫於外國傳教團體要求取締“淫亂買賣”的壓力，先是給所有的妓院發營業執照，然後逐步收回執照。這場由洋人搞起來的運動，就像對立面所預言的那樣，其結果是無照經營者激增。此後經常有禁娼運動，同樣不成功，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新的共產黨政府發動廣泛的運動，才取締了娼妓業。20世紀80年代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賣淫活動捲土重來，再次引發激烈的爭論，焦點在於是否應該動用以及怎樣運用國家權力，來架構和調節性活動與社會秩序的關係。 蚊蟲報和指南書主要描寫處於娼妓業等級上層的婦女，《申報》和其他報紙則主要報道處於等級制底層的婦女。兩類娼妓都出售性服務，但其相似之處也僅此而已。街頭拉客女不像高等妓女，她們在惡劣骯髒的環境中工作，受到脅迫，幹活拿錢，在工作中既妨害了社會秩序（這是警察管的範疇），也危及大眾的身體健康（關於性病傳播的報告就透露了這樣的擔憂）。如果我們只從字面意思看這些大相徑庭的陳述，一定會質疑作為單一範疇的“妓女”是否真的具有它實際上不應有的同一性。我們會想，是否不應再用“娼妓業”來表示一個清一色的行業，而應改用像“高等妓女”和“野雞”這樣的分類範疇。 但是我最終認為應放棄調和的努力，轉而關注不和諧與嘈雜之音。娼妓業是個極其靈活的能指，可以指稱許多不同的對話場合中許多不同型別的中國人。這種種不同所產生的不和諧合唱，提出了“娼妓業”在那個時代究竟意味著什麼的問題，也提出了嫖客和更廣大的城市人口究竟關心什麼、憂慮什麼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以審慎的態度對待這樣一個觀念，即以為我們能從歷史中擷取惟一的、整套的描述或說明娼妓問題的“事實”。 有關上海娼妓業的話語在不斷變化更新，２０這當然反映出上海娼妓行業結構方面的變化。隨著鄉村衰敗的加劇，上海的商業和工業一前一後地發展起來，促使鄉下的婦女和姑娘或自願或被迫來到上海謀生。這些相互關聯的現象導致下層娼妓業的膨脹，改變了性服務行業的結構，乃至引起改革者的恐慌。他們現在認識到娼妓對社會秩序有相當大的破壞性，對社會的、人身的健康有相當大的危害。 然而，娼妓業之表徵中的變化並不只是簡單明瞭地反映了色情行業中的社會變化。考慮到以下種種情況——城市上層人士在自我認識、自我界定方面的變化，五四運動所產生的影響及革命運動的壯大，改革派發動的對婦女地位乃至娼妓地位的論辯，不僅是中國的激進政治中、而且還有西方傳教團的資料中所使用的語言和範疇的效應等等——如考慮到這些情況，那麼我們還必須注視那觀看者看問題的眼光。有關娼妓問題的討論還應同關於婚姻問題的論爭對照起來看，兩者是平行的，有時也相互交叉。例如，起初人們心目中的名妓不只是性伴侶，而更是社交陪伴，於是，提供包辦婚姻中所沒有的各類伴侶關係和選擇，也就成了名妓生涯的寫照。但是，五四運動引發了社會生活的激盪，有識之士開始談論新的婚姻觀；他們儘管不見得身體力行，卻主張婚姻應是兩個平等的人之間的同道同伴關係。如果婚姻是志同道合的，如果人們將志同道合視為婚姻的理想，那麼名妓原先的作用——作為有修養、有技藝的女性，替男人解除包辦婚姻的鬱悶無趣，或為男性提供娛樂——就不再重要。如此，留給娼妓的便只有性了。與此同時，娼妓業也被重新定義為剝削性質的交易，其主要的關係方已不再是妓女與嫖客，而是妓女與老鴇，這種關係還具有壓迫的性質。鑑於上述各種關聯，我們應將娼妓業看作是集中了一系列話題的行業，討論的焦點是何為現代的、因而也是可取的社會性別關係和性關係。

第一章　導言（五）

記憶 從事“瞭解”有關娼妓業“知識”的許多作者，都認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