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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如何使講述某些故事成為可能，卻同時排斥了別的故事；她還必須時刻牢記，歷史記載中的所有事情本身都攜帶著更早時候的爭論和關懷的印跡。在自我意識很強的懷舊文字或勸諫文字中，情形當然是這樣的，文章的作者以特殊的、具體的方式，將一個主體寫進了歷史。然而，那些看上去不講究文字功夫的歷史記錄也同樣載有早先的印跡。例如，統計數字就可以讀成某些實體對於統計物件進行計數、分類、抽稅、壓制、改良或用別的方式塑造之的努力，而統計物件本身又恰是因這些團體實施了統計行為才得以凸現的存在。警察對馬路妓女的訊問可以讀成十分公式化的交往方式（在40年代的中國，這樣的問答來回重複，幾乎只能將此讀成公式套話）。在這種問話的場合，執法官員將妓女歸納入不同的範疇，例如按動機來區分她們；妓女則很快就明白哪一種表白自我的方式會使她們得到最寬大的處理。歷史學者如將這樣支離破碎的東西讀作一成不變的“事實”是很危險的，這並不是因為數字必然帶有欺騙性，也不是因為被拘留的街頭拉客女通常總會撒謊裝假，而是因為我們看到的並非簡單意義上的一連串“事實”，而是它們的炮製過程；我們對“事實”及其出籠的過程這兩個方面都應關注（當然，１３還絕不能忘記“我們”是誰，我們揹負著什麼樣的歷史包袱，可也絕不能時時催逼讀者記住這些，搞得讀者不堪重負）。 在精心刻畫中國近百年娼妓史的時候，我力圖勾勒出地形圖譜，指明事實、事實的製造者和事實的詮釋者之間遊移不定的關聯。我始終不忘“事實”並不是被發現的，而是在人們生產意義的過程中被建構出來的。究竟是否存在意義生產過程之外的所謂語言外經驗，這並不是我所關注的問題。歷史學者就其定義來說只能在話語的印跡中剔抉爬梳，在廣義的文字中做文章。作為歷史學者，我很感激有關娼妓的寫作曾如此繁榮，留下了如此豐富的書面文字記載。然而，我又必須要問，為什麼記載被塑造成了現在我們看到的模樣；記載的圖譜中那高高低低、坑坑窪窪、曲裡拐彎的地形地貌又能對我們說出什麼樣的、關於記載人的故事，如他們的思緒憂慮、他們對自己在世上的地位的認識等等。 這種做法同羅伯特·伯考弗所說的“種族語境”實踐，即將事物植入“生動經歷者的語境和用語之中”的做法，既有差距，又有超越之處。我並不期望自己能恰如其分地重建19世紀末文人學士心目中的意義範疇（更不用說妓女心目中的意義了）；同時，我並不願意、也絕無可能放棄自己要做的事情和要問的問題。但是，如果後結構主義理論使歷史學者注意到自己在生產歷史敘述時進行精心編織的過程，那我們也應該留意遍佈在我們所閱讀的一切文字材料中的、精心編織的痕跡，以及頗具匠心的呈示或遮蔽的印記。我們要做的不是尋覓“已然在那兒”的過去，而是尋找歷史記載的物件、記載歷史的人和我們自己這三方面互相之間遊移不定的關係。 或許用一個烹飪的隱喻可以恰切地描述這樣的追尋過程。我們設想書寫歷史的過程就是在剝洋蔥。如果歷史學者專心致志地一層一層剝開洋蔥、去尋找想像中的本質核心的話，那麼她會發現除了剝下來的一堆東西和刺痛的雙眼外，什麼也沒有找到。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引起歷史學者的興趣的，是洋蔥的形狀和紋理質地，是其層層相包、層間有豁的構造方式，是其看似渾然一體、然而一剝便沿著起先看不見的裂縫紛紛散落的情形，是調查洋蔥內裡狀況的行為切實改變整個洋蔥形狀的過程，是洋蔥在各種情況下發出的氣味，是調查行為本身對剝洋蔥的人產生的影響——那麼，以這種剝洋蔥的方法對待歷史便會產生豐富的成果。人們可以爭議說洋蔥是隻等人去剝它的、先於話語的“已然”存在，所以這隱喻也許不是無懈可擊的。但是，歸根結底說來，歷史學者確實是在檢查某個東西。不過我們還可以說洋蔥並非真的先於話語而存在；為了使剝洋蔥成為一件值得做的事情，首先需要將它認作食物。 本章首先描述各類史料中關於娼妓業的“知識”是如何獲得的；１４接著探討1949年後由國家支援的修史工作如何“記憶”娼妓問題；再下來是簡述現行史學實踐的一些關注點，例如尋找難以辨認的下屬群體的聲音、像愚俠堂吉訶德似的尋找能動性和反抗的表現、探索半殖民主義這個社會範疇等——正是這些關注激發了本書對歷史進行重新創構。本章結束時交代以下14章所採用的敘事的策略。創構歷史的活動能作如此切分，完全是（我的）意志行為和（你的）擱置懷疑使然，這一點讀者應牢記在心：　其實在認知和記憶之間、在記憶和重構之間、在重構和講故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