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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了靜默並不簡單地等於失在。但是，我仍然很不情願放棄編織歷史敘述的任務。不錯，我已不再相信將別人的故事整理出條理是可行的、合乎道義的、明智的做法，我也懷疑，歷史學者除了像唱雙簧般老練地代替被壓迫者發聲外，１１究竟能否做更多的事；儘管如此，我仍然不願意看到一個沒有歷史被書寫出來或乾脆拒斥書寫歷史的世界。在後社會主義階段，在那些一邊做著令歷史沉默不語、對集體記憶加以重新整合的事情，一邊又聲稱自己在為被壓迫者說話的政權已成為過去之後，這種可能性尤其讓人感到痛心。革命政權的消逝再一次提出了現代性對中國意味著什麼的問題，本書中描寫的幾代改革者和革命者都在探討、敘說這個問題。但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的終結也對生活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提出了問題。例如，我們如何知道資本主義已處於“晚期”，而不是中年或意氣風發正當年？在後社會主義階段，對於生活在那大搞兩大陣營對立的簡單化年代裡曾被稱作“鐵幕”兩邊的各國國民來說，什麼樣的公正理想，什麼樣的權力機制，什麼樣的社會性別和性的格局才能激發人們的活力？ 這是一位歷史學者當前的部分思慮。晚清民初時期風流倜儻計程車卿寫下的有關中國高等妓女的文字確實能解答我的問題。然而，假如我只是在依靠有限的當代策略提出問題，那麼，這些文字所告訴我的，則大大超出了我所能問及的範圍。這些文人中有許多人寫的是他們最近的過去，他們懷著愛戀、辛酸、憶舊之心，回想20年前的名妓。因此我們讀到的文字並非只是透明地記錄了一個女人的籍貫、從業史、銷魂的容貌、主要來往的名士、本人的詩藝等等“事實”，而已經是一個浸透著感懷意味的故事。名妓被帶進文字記載，並能成為我當今沉思冥想的物件，只是因為一個世紀以前的男人在渴念與感傷中遙想她們所屬的世界，因為他們、還有中國，已經永遠地失去了這樣的一個世界。 有關下等的馬路拉客女的著述同樣也表現出一個沉積過程。從20世紀10年代起，面對列強主宰的世界，對國家的健康和富強感到憂心忡忡的許多上層人士大聲呼籲廢娼。他們寫出追根求源的故事以支援改革事業；他們將原先根本對立的、甚至不連貫的街頭妓女形象聚合起來：　她們或者是被可惡的人販子從家人身邊拉出來、離開了自己家鄉群落的、無辜被動的青春少女，或者是凶煞惡神似的潑婦，在新的危險的都市環境中散佈著病菌。這時改革者就不是以懷舊的眼光回眸自己所珍愛的往昔，而是懷著駭懼心凝視著墮落的現時和危機四伏的將來。街頭拉客的妓女作為國家災難的象徵進入了歷史記載。 這裡說的不僅是懷舊情緒的審美問題或某些改革運動的軌跡。化為敘述文字形式的印痕構成了有關高等娼妓和低等娼妓的歷史記載，這其中也凝固著一整套的權力關係。男人們同高等妓女一起履行社會禮儀，１２然後又用文字形式建立出高等妓院的社會禮儀；男人們可以聲言自己主張改造娼妓業；總之，男人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在他們的相互關係中界定自己。他們在書寫娼妓的時候，也將自己放置進種種情景之中——憶舊的情懷喚起了往昔的中國、很不如意的現在以及能想見的國家未來之種種情狀——由此他們便捕捉住、甚至創造出自己同其他上層人物的聯絡。他們的憂患意識透過妓女的形象得到了言說，因此妓女在20世紀的城市舞臺上並不處於邊緣位置。相反，她們是由男人講述的關於愉悅、危險、社會性別與國家的故事中的要件，故事裡面男人和女人之間權力的轉換更迭，有時被用來表示家庭與國家或國家與外部世界之間同樣不穩定的權力關係。妓女以“嵌入”的方式被帶進歷史記載：　她們嵌入了塑造她們的故事的人的歷史，嵌入了他們的權力爭鬥之中。 但此處說的“嵌入”並不意味著靜止不動。在我們看來似乎是具體的、可檢驗的文字印跡，事實上成了變動的過去的構成部分，那是被寫進歷史的人和事件與書寫歷史的人之間一系列遊移不定的關係；我作為歷史學者加入到這層層關係中來，只可算是最近泛起的漣漪。文人學士們自然不會將其讚賞性的或勸戒性的文章看成為“歷史”；他們寧願稱之為回憶錄、文學、對當局的勸諫甚或是歷史傳奇故事。這個事實本身只會使我們警覺地認識到，各種文類之間的疆界是遊移不定的，而這種不確定性對於形成如今在20世紀末被我們籠而統之地稱為歷史記載的那些書面文字，起了多麼重要的作用。 於是，新近的、有了改進的、內省的歷史學者，對於受到質疑的意義和包容多種聲音的不同眼光十分敏感的歷史學者，也就有了更多的憂思。她要考慮的不只是她本人及其當代的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