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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首飾珠寶，房間佈置得不講究不雅緻，便會失去吸引力；而不能鑑賞裝飾品的顧客則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1929年時，一位外國的觀察者寫道：“在妓女的住宅周圍有許多做衣裳的、做頭髮的、做絲綢軟緞鞋子的、繡花的店鋪，全仗她的光顧，生意很好。”賣珠寶的女商販每隔一陣就登門妓院，首飾盒裡裝滿了昂貴的玉簪、金釵、珍珠和珊瑚頭飾，都做成茉莉花的形狀。有位作者寫道，妓女從前用鮮花打扮自己：　春天戴菊花，夏天戴香甜的桂花，秋天戴李子花，冬天戴蘭花；到了19世紀末，鮮花都換成珍珠做的花了，雖說要花好幾百元，但好處是形狀色澤保持不變。有個迷戀妓女的外國人看著妓女們在酒宴上唱曲，他注意到“她們滿身珠光寶氣，８２耳朵、手指、頸項、衣服上無不佩戴著各種各樣的飾物：　如榛子大小的鑽石，形狀和大小不一的珍珠，還有說不出名堂的神奇玉石”。妓女手裡拿的、用的也都是貴重的物件，如裝著鏡子和給客人醒酒用的肉豆蔻的銀匣子，象牙扇骨、金粉畫飾面的摺扇等等。纖手輕搖下的摺扇成為表達妓女婀娜體態的手段，更增添了她的嫵媚。 這些裝飾品都很值錢，妓女經常被盜賊偷搶本身就很說明其價值。20世紀一二十年代，主流大報《申報》經常報道妓女出局或甚至在妓院應酬時遭持槍搶劫的訊息。有一對很有心計的強盜採取了迂迴作案的方式，他們花錢同妓女過夜，然後將妓女麻醉，待其睡過去再偷盜。偷得最多的是金手鐲、珍珠頭飾和鑽石戒指，有時也偷衣服。名妓是城市生活中的公眾人物，因此出了事情不怕叫警察，而盜賊如被抓獲，一般要判六個月乃至數年的監禁。 舉例來說，1920年1月某日深夜，名妓珍珠花應召前往一旅館侑酒。到了公共租界地的漢口路、西藏路轉彎處，包車慢了下來，一個強盜跳上車來，搶走了她那頂鑲嵌著51顆鑽石、價值3080元的帽子。珍珠花立即向警局報案，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三名華人偵探到3月底就破了案。涉案的兩名強盜中有一人的母親將搶來的帽子上一枚金蝴蝶別針出租給了不知情的妓女，後來兩個妓女相遇，珍珠花認出了自己的別針，才使案情有所突破。一個強盜叫冤枉，說他買餛飩回家的路上聽見有人大叫，只見一個強盜逃走了，他從地上撿起了這枚蝴蝶形別針。儘管如此，兩個男人和那位母親還是被判了刑。還有一個案子結局可沒有那麼好。1920年時，名妓蓮英被人謀財害命，珠寶被搶，屍身丟棄上海郊外。關於這起謀殺案及其偵破審訊，報紙作了跟蹤報道，有人寫成了小說，甚至還編成舞臺劇上演（見第六章）。 不過，別看妓女穿金戴銀、滿身珠寶，她們個人卻不見得有多闊綽。有時這些珠寶首飾是湊起來給妓女撐門面的，為的是吸引和留住財大氣粗的嫖客。妓院會派孃姨到有錢人家的小老婆和大小姐處去租借鑽石戒指和珍珠頭飾（妓院的孃姨到體面人家去租借之舉頗有顛覆性，因為孃姨付的租金成了大戶女人的獨立經濟來源）。８３但是，如若心目中那位闊氣的客人不顯身，或者並不總能大手大腳地花錢，那麼妓女和孃姨阿姐就倒黴了，可能連首飾的租金都付不出。還有一種情形正好相反：　客人想討某妓女歡心的時候會送給她貴重的珠寶首飾，等關係冷卻下來又會討回首飾；此期間如妓女為了應付開支將首飾典當出去了，客人就會威脅告官或以武力相逼。1929年時，《時報》報道說名妓潘阿珍坐舢板跳黃浦江了，其實她就是遇到了這種尷尬。搖舢板的船工將她打撈上來、交給警方後，她解釋說，自己為了付醫藥費，將一個客人的饋贈典出去了，不想他起了疑心，火冒三丈，限時限日要她還東西；現在大限已到，還不出來，便只好一死了之。（負責此案的警探將她交給同一妓院的兩名妓女和兩名孃姨照看。） 在上海，妓女領時髦之先，成了時尚的風向標，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其不蒙羞恥、公開參與都市生活的程度。通俗小報經常點評妓女年年更換服裝顏色的習慣，例如幾十年前不看好的玫瑰色和紫色，現在成了注重時髦的女子的標準色。照相集的流行也表明，到了20世紀初，西式時髦已成為一種自我展示的方式。本是舶來品的照相術已被接受，19世紀末上海名妓更是爭相拍照留影。從前妓女對鏡作自畫像、並將畫像贈予相好嫖客的傳統，這時恐怕已被照相取代了。她們用自己的肖像照裝點房間，或印了自己的相片送給客人。這樣的照片還能直接從上海的照相館裡買到。名妓倩影流通量巨大，使高等妓女更加成為顯性的存在（但不見得使她們變得更可親近），照相術也使妓女的形象更準確更多樣化。 許多高等妓女試著在不同的背景中、穿戴不同的服飾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