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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把山東根據地出產的花生油、豆油，有時遠銷到上海等地，換回根據地軍民需要的藥品、紗布、火柴、布匹等生活物資，甚至還可以換回軍需用品。

為了發展根據地的經濟，山東八路軍甚至把當時在抗大華中分校工作的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留在山東幫助工作。１９４２年，返回延安的薛暮橋經過山東，在山東停留了３個月，後來中共中央來電催他回延安。羅榮桓就一面覆電中央，要求將薛暮橋留下，一面徵求薛的意見。後來，薛暮橋認識到山東經濟工作的重要性，就留了下來。

另外，八路軍還開了金礦，在根據地內發行自己的貨幣（即抗幣，山東稱為北海幣），以加強自己的經濟實力。透過自力更生，到１９４４年，山東八路軍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當年，羅榮桓在給中央的電報中說：

“部隊在生產初步發展的基礎上，一般主力機關每日可以吃到５錢油鹽，１斤多菜，每月１斤多肉。並能補助牙刷、牙粉、黃煙等日用品，今年上半年，由於生產盈餘，每人解決襯衣１套，體力亦漸增強。”

八路軍自己動手，戰勝生活困難，不但順利地渡過了難關，而且也減輕了根據地群眾的負擔，贏得了人民的支援。

“你還我幹部”

從根本上講，部隊的戰鬥力由兩部分組成：一是人，二是武器。其中人是最重要的，而那些經過多次作戰鍛鍊的人則更為重要。他們有豐富的實戰經驗，有較好的心理素質，還有那種在作戰中能隨機應變的本領。這些人是部隊的寶貴財富。長征結束時，紅軍只剩３萬多人，但後來卻不斷壯大，戰鬥力仍沒有減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八路軍保留了相當一批紅軍骨幹。在抗日戰爭那種艱苦環境中，這些骨幹卻是越來越少，少也是正常的，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但有些卻是可以避免的，這關鍵是一個戰術問題。

抗戰以來，１１５師有一些指揮員習慣於１０年內戰中那種猛衝猛打的戰術。在與優良裝備的日軍作戰時，有時傷亡過大。

１９４１年２月７日，教導２旅副旅長，人稱“張瘋子”的張仁初帶著一個團，在郯馬地區奉命出擊時，在重坊附近與從新安鎮（今新沂縣城）出來“掃蕩”的數百名日偽軍相遇。敵人在密集的炮火掩護下，向八路軍實施進攻。張仁初跨上戰馬，舉起槍高喊：“共產黨員跟我來！”戰士們跟著他勇猛地拼刺刀，給了敵人以沉重打擊。但是八路軍的傷亡也很嚴重，特別是許多長征過來的老戰士和幹部都犧牲了。戰後，羅榮桓看到犧牲名單時，十分惋惜而又沉痛地說：“都是多麼好的戰士啊！”

就在這時，張仁初來了。他一臉興奮的神情，老遠就喊“政委！”羅榮桓這次既未讓坐，也沒有給他倒茶，而是狠狠地盯著張仁初，劈頭就問：

“張仁初，你是來請功的吧？你是來領賞的吧？”

張仁初懵了，愣愣地站在那裡，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羅榮桓厲聲說：“告訴你，我這裡沒有功給你，沒有賞給你。你真是個瘋子！你還我幹部，你還我戰士！”

一向穩重的羅榮桓政委，此時怒容滿面，透過黑邊眼鏡，可以看到眼睛裡飽含著淚水。

“你違反了游擊戰的原則，拚掉了我們的紅軍老幹部。你賠我的幹部來！”

在那種你死我活的戰爭歲月裡，作戰經驗就是本錢，就是財富，有時可以說就是勝利。在作戰中損失了那些有著豐富實戰經驗的老戰士、老幹部，對八路軍來講，就意味著遭到了比較大的損失。特別是那些紅軍幹部，他們都爬過雪山，走過草地，不但具有十分豐富的實戰經驗，而且還經受了意志上的磨練。他們很多都曾與羅榮桓一同戰鬥過，羅榮桓非常深刻地瞭解他們。一旦失去他們，無論於公於私，無論是從理智上還是從感情上講，都是難以接受的。

張仁初一聲不吭，低著頭站在那裡。拋開作戰的勝利，去想一下所遭受的損失，他的那種興奮感陡然消失。想到那些永遠也不會再見到的戰友和部下，他的眼圈也紅了。

羅榮桓的情緒慢慢平靜下來，語重心長地說：“幹革命不能單憑一股衝勁，打仗也不能只靠勇敢。現在我們是開展游擊戰，不是打陣地戰。只管打得過癮，動不動就硬拚，革命的本錢被拚光，我們怎麼向黨和人民交待？”

張仁初低著頭，十分沉痛地說：“政委，我錯了，我請求處分。”

“處分你有什麼用？好好地記住這血的教訓吧！”

是啊，打仗不能光靠勇敢，要有勇有謀。既講勇氣，也要講戰術，講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