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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大操場的主席臺上就座了。

C奔上主席臺，把那捲黃紙頭塞到張春橋手中。張春橋接過黃紙頭，說了一句話：

“保證轉到！”

這一過程，不僅C後來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一二十四日作了詳細交代，（C是那張大字報的十七個簽名者之一），而且張春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友誼電影院，也談到了：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學開群眾大會，他們給我送來了大字報。常溪萍在北大問題很嚴重，這個我知道。但詳細情況我不清楚。大字報是我接過來的……”

張春橋的面孔，通常是不笑的。但是，當他回到釣魚臺，開啟這卷黃紙，他眉開眼笑——他釣了一條大“魚”！

這張大字報的標題是；《常溪萍是鎮壓北大社教運動的劊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幫》。

大字報一開頭，那語氣便咄咄逼人：

最近，我們得知常溪萍負責領導上海的高等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十分震驚！

常溪萍究竟是什麼人了他是扼殺北大社教運動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夥計，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隊中的政治投機家……

張春橋不由得拍案叫絕、他處心積慮，日夜盤算著如何轟倒上海市委，正愁炮彈不夠，而這卷黃紙頭正是一發重磅炮彈！

須知，原北京市委，正是被一張大字報轟倒：在康生的妻子曹軼歐的“指導”

下，聶元梓等七人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貼出那張“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炸僕了北京人學這個缺口，導致六月三日“撤銷北大黨委正副書記陸平、彭佩雲的一切職務，改組北大黨委”，導致同日“中共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六月四日，《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社論，歡呼“新勝利”……

如今，張春橋手中的這張大字報的“第一作者”，正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第一作者”。或者可以說，這是“全國第二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能不能把上海的華東師大，變成第二個“北京大學”？能不能把常溪萍，變成第二個“陸平”？

轟倒上海市委，看來要從常溪萍身上開啟缺口！

頓時，張春橋彷彿覺得，那捲輕飄飄的黃紙頭在膨脹，變成了一顆碩大無朋的巨型炮彈。

怎樣把這顆重磅炮彈，從北京發射到上海呢？

如果讓張春橋自己來發射，未免過分暴露。他向來頗為諳熟借刀殺人之法。

真是難得的巧妙機會：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市長曹獲秋前來出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正住在北京飯店。張春橋以中央文革副組長的身份，也出席會議。

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張春橋出了難題給曹獲秋，叫曹獲秋把大字報帶回上海去：如果曹獲秋同意帶回上海，借曹獲秋之手，炮轟上海市委，當然很妙；如果曹獲秋不同意，那將落個“包庇常溪萍”的罪名。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四日，曹獲秋在一份材料中，寫及此事經過：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間，北大帥生開個體大會，中央文革的負責人去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議過程中，聶元梓等人把寫就的一張對常溪萍的大字報交給張春橋。次日，張春橋把這張大字報送給我。對這張大字報如何處理，我和張春橋研究結果，決定去請示康生。二卜六日見到康生，工談這張大字報如何處理時，他臨時被別的人找去了，沒談下去。幾天和他相約都沒有空，我感到這張大字報老擺在我這裡不是辦法，這時我想到北大社教問題是鄧小平處理的，決定去找他……

康生避而不見曹獲秋，其中的原因顯而易見—一他的妻子正“指導”著聶元梓的工作，而他的妻子又是根據他的意旨在辦事。有著如此微妙的關係，他不會對那張大字報明確表態。他跟張春橋一樣，在這種場合都喜歡打“太極拳”。

曹獲秋讓秘書糜欣祥給鄧小平的秘書掛電話。

八月一日上午八點多，糜欣祥掛了電話。很乾脆，將近十一點，鄧小平的秘書就來電話，請曹獲秋馬上去中南海。

十一點，曹獲秋就來到了鄧小平家。

鄧小平抽著煙，聽著曹獲秋講述那張大字報。鄧小平對常溪萍在北大社教運動中的情況十分了解，乾脆利落地作了答覆。

誠如曹獲秋所寫卜的回憶那樣：

我到了鄧小平家，向他提出對北大關於常溪萍的這張大字報如何處理。他的答覆是北大社教問題已經中央書記處作了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