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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務》（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各方面都要整頓》（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鄧小平在整頓黨、整頓軍隊、整頓工業、整頓農業、調整文藝政策——用他的話來說，“調整其實也是整頓”。大約文藝界乃江青的一塊“寶地”，鄧小平用一個好聽一點的詞兒曰“調整”，其中也有一個“整”字。

如果讓鄧小平這麼個全面整頓下去，就會把“文革”整掉，把“四人幫”整掉。

在宦途上顛顛簸簸，歷盡艱險的張春橋，用雙手託著腮幫，愁眉緊鎖。

他在思索著反攻的策略……

“張春橋思想”

姚義元是個“寫家”，往日三天兩頭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自從成為“中央首長”

之後，雖然成為中國的輿論總管，但是“人貴言寡”，在報紙上幾乎見不到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廠。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之後，所能見到的，只有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發表的《在首都慶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之類文章。

張春橋呢？十六歲就接二連三地發表文章，而“文革”之中見諸於公開出版物的，卻只有一九七六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一書所收張春橋文章：《代表五省市革委會代表團的講話》。

一九七五年春，出現了反常現象：鄧小平一月剛剛主持中央工作，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張春橋組織編選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三月號的《紅旗》雜誌登出署著姚文元大名的長文《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四月號《紅旗》雜誌緊接著發表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兩支禿筆結束了長久的沉默，忽地從幕後跑到臺前，哇啦哇啦叫喊起來。雖說是在《紅旗》雜忐上發表，但全國從中央到地方的報紙都予轉載，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廣播、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出單行本。這兩篇文章，列為各機關、工廠、農村、部隊政治學習的必讀檔案。張、姚重操舊業，說穿了，為的是利用他們在宣傳輿論界的優勢，反攻鄧小平。

姚文元的文章的“主題歌”是一句話：“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他把林彪說成是“經驗主義”。至於他說的“現在”的“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來、鄧小平。

張春橋的文章，重彈他一九五八年的“成名作”的老調調：“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張春橋的文章說：“必須看到，我們的經濟基礎還不穩固，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方面遠沒有完全取消，在人們的相互關係方面還嚴重存在，在分配方面還佔統治地位……”

張春橋引述了毛澤東的話，說明“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現實意義：“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

張春橋提到了蘇聯，用“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八個字來形容。他以為，這樣的“歷史經驗，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在決心建設強大國家的時候特別不能忘記。”

張春橋深知，毛澤東能夠成為中國的領袖，主要在於理論上的獨創，形成廠毛澤東思想。富有“領袖慾”的張春橋，已不再以寫一本《毛澤東傳》為自己的“最大願望”了。他的手下的嘍羅，很快就領會了張春橋的意圖，在上海開始研究“張春橋思想”，宣傳“張春橋思想”。

最熱心於研究和宣傳“張春橋思想”的，要算是上海的《學習與批判》雜誌。

真妙，這家創辦於一九七三年九月的雜誌，掛著“復旦大學學報”的牌子，不知內情者以為只是一家大學的學報而已。其實，它的真正的編輯部，設在上海市委寫作組內。它實際上是上海市委寫作組的機關刊物，發行全國，印數頗大，卻硬要來個“障眼法”，“化裝”成“復巴大學學報”。

《學習與批判》使勁兒地宣傳“張春橋思想”，據說，“資產階級法權無處不在論”是“張春橋思想”的核心，是張春橋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已作出的理淪上的“重大發現”。一九七五年，當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發表，《學習與批判》一下子發表幾十篇文章，對“張春橋思想”在馬列主義理論上的“重大發現”，加以闡述。那個宣傳勁頭，真大。

張春橋給《學習與批判》的主編寫了一封信，說：“看了毛選四卷，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