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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蒙在鼓中，以為是江青提議要他去長沙，殊不知這是“軍師”借江青之口說出來的話。

王洪文夠“辛苦”的。翌日——十月十八日，一早坐飛機飛往長沙，當天晚上又飛回北京。

慣於長夜工作、上午睡覺的毛澤東，在長沙仍然如此。在下午，毛澤東聽取了王洪文的彙報，無非是說“鄧小個反對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一聽，就聽出這話來自江青那裡，因為江青已經不只一次向他告過鄧小平的狀。從王洪文嘴裡講出來的話，差不多就是江青的話的翻版。

王洪文從毛澤東那裡得到的，是一番嚴厲的告誡：“你回去要多找總理和劍英同志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興沖沖坐著飛機來，氣鼓鼓乘著飛機去。當王洪文還在天上，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已在北京釣魚臺伸長了脖子，等候“好訊息”……

張春橋這“狗頭軍師”，完全失算了。兩天之後——十月二十日，深深被“四人幫”所激怒了的毛澤東，乾脆，託陪著丹麥首相前來長沙的王海容、唐聞生轉告周恩來、王洪文：“提議鄧小平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張春橋得訊，如同跌入深谷，連喊糟糕。他往沙發上一倒，閉上雙眼，久久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兩個月後——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來從病榻上掙扎起來，坐飛機前往長沙，會見毛澤東。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的八十一壽辰。那天晚上，兩位當代中國的巨人，談到深夜，一起切磋著黨、政、軍人事安排。共同經歷了半個多世紀中國政治風雲的兩位戰友，都明顯地覺得彼此老了。從一九四九年起，毛的中共主席，周的政務院（國務院）總理，一個擅長理論思維，一個細心處理各種政務。雖然從建國初年的高崗想搶當總理，直至林彪駕機外叛，中國政壇充滿火藥味兒，不停地發生著這個事件那個運動，而毛、周合作關係一直是穩定的。儘管兩人氣質相差甚遠，毛澤東是屬於詩人加哲學家這一型別的，周恩來則是無與倫比的國家行政管理大師。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領袖們》一書中，最為形象而又最為恰當地評價了毛、周關係：“中國革命沒有毛，就決不會點燃起火來。沒有周，它就會燒光，只剩下灰燼。”

與周恩來在長沙會面時的毛澤東，頭腦的溫度比一九六六年發動“文革”時要低得多。已經進行了八年多的“文革”，再不是林彪在一九六七年所說的那樣：

“文革”的成績“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雖然周恩來的身體消瘦了一圈，抱病而來，但他意識到這是一次安排中國未來命運的會談。毛澤東呢，也意識到周恩來的意見是至關重要的。

周恩來再一次推舉了鄧小平。毛澤東表示贊同，說了那句眾所周知的對鄧小平的評語：“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

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來飛回北京。毛、週會談的結果，在幾天之後，就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政局：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以朱德為委員長的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任命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

在張春橋的眼裡，一月原本是吉利的日子。八年前，他正是在“一月革命”中奪得上海的黨政大權；萬萬想不到，八年之後的一月，他卻慘遭敗北。

“四人幫”的如意算盤，被毛澤東一語道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

江青的主席夢破碎了。

王洪義的委員長夢破碎了。

張春橋的總理夢破碎了。

從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至一月十八日，短短十三天之內，毛澤東和周恩來把中國的黨、政、軍大權，全都交給了鄧小平。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不再是王洪文了，而是鄧小平。

鄧小平是個敢說敢做的人。他一上臺，就開始大刀闊斧的整頓、所謂整頓，也就是整頓“文革”。只消翻開《鄧小平文選》，他的一連串的整頓，都清清楚楚印在上面：

《軍隊要整頓》（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全黨講大局，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加強黨的領導，整頓黨的作風》（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軍隊整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