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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大權了。

此後不久，張春橋升為中共上海市委候補書記。到了一九六五年，升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成為上海舉足輕重的人物。

第四章　與“第一夫人”結盟

“女客人”把上海視為“基地”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上海延安西路二○○號——文藝會堂，人頭濟濟。

上海元旦聯歡會，正在那裡舉行。

當年張春橋為之寫過《濟南話劇界歡迎熊佛西先生記》的那個熊佛西，已是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了。熊佛西主持聯歡會。當他宣佈：“現在，請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柯慶施同志講話。”全場響起了掌聲。

這一回，何慶施所發表的，並非應景講話。他利用這一次對上海文藝界講話的機會，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具有獨創性的口號：“大寫十三年！”

何慶施說：

“最近看了話劇《第二個春天》、電影《李雙雙》，還聽人說過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這些戲寫的都是解放以後十三年來的現代生活，這很好，很值得提倡。”

說了這麼一段話之後，何慶施加以發揮道：

“解放十三年來的巨大變化是自古以來從未有過的。在這樣偉大的時代、豐富的生活裡，文藝工作者應該創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偉大時代的作品。”

本來，這樣一段話，也沒有什麼大錯。但是，他繼續加以發揮，那就走向了“左”的極端：

“今後在創作上，作為領導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堅持‘厚今薄古’，要著重提倡寫解放十三年，要寫活人，不要寫古人、死人。我們要大力提倡寫十三年——大寫十三年！”

文學藝術的創作領域，本來是無比寬廣的。柯慶施的“大寫十三年”，一下子把歷史題材以至革命歷史題材，全都一刀砍光。不光是“古人”、“死人”不能寫，連“活”的“洋人”也不能寫！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都刊登了柯慶施講話。

他的“大寫十三年”的片面性口號，立即遭到周揚、林默涵、邵荃麟等的堅決反對。

張春橋急急地找姚文元，你一條，我一條，拼拼湊湊，寫了個《大寫十三年十大好處》……

柯慶施的講話，引起了上海的“女客人”的注意。

“女客人”雖然住在北京中南海，卻常常不聲不響地往上海跑。她來來去去，行蹤唯有中共上海市委交際處、上海鐵路局公安處和上海錦江飯店保衛處知道。她從不坐飛機，為的是怕從半空中摔下來。她來去總是坐京滬特快列車，而且總是包一節軟臥，供她和幾個隨從乘坐。一節軟臥車廂，寥寥數人而“臥”。她寧可讓別的鋪空著。她喜歡耍這麼大的“派頭”。

她一到上海，就住在位於市中心茂名路上第一流的錦江飯店。這座由原先的華懋公寓與茂名公寓組成的賓館，是她當年在上海灘的時候所非常熟悉的。她住進豪華客間，從不輕易露面。

此人便是江青，當年上海灘上的電影演員藍蘋。為了替她的行蹤保密，上海有關部門為她取了代號——“客人”或是“女客人”。

“女客人”常常來上海，最初是為了治病。她的病頗多，諸如精神官能症、慢性膽囊炎、急性膀肌炎、植物性神經系統病症等。雖然北京也有著第一流的醫生和醫院，她偏喜歡上海——這座城市曾給她的人生歷程打上深深的印記，她最浪漫的一段時間是在這裡度過的。

她是一個生性好強、不甘寂寞的女人。當年，二十來歲的她，鬧得上海灘沸沸揚揚，大報小報登滿她的“明星”生活以及跟唐納、章泯離離合合、打打鬧鬧的新聞，已經最充分不過地顯示了她的個性。

無奈，在延安，在她成為“第一夫人”的時候，組織上告誡過她，不參與政事，她也一口答應。好不容易，她在那裡捱過了漫長的寂寞的日子。她自己也明白，新來乍到，羽毛未豐，無法染指黨政大事。

進入北京之後，她探頭探腦，要管點“閒事”了。

一九五○年七月十一日，“電影指導委員會”在北京成立。委員有周揚、陸定一、蔣南翔、丁玲、鄧拓、陽翰笙、田漢等文藝界名流。她擠了進去，也當個委員。

她並不想當個徒有虛名的委員。她試著管點“閒事”。據她自己後來回憶，她曾“力排眾議”，不怕“光榮地孤立”，在電影指導委員的會議上“多次提出批判《清宮密史》”。結果，誰也不予理睬，簡直氣壞了她。

一九五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