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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某馬上前來診治。

凌晨二時多，胡某掛長途電話給上海高於醫院——華東醫院院長薛邦棋，通報了何慶施的病情。

清晨六時，因柯慶施病情加重，柯慶施秘書打長途電話給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要求火速派上海醫護小組前來診治——雖然四川醫生已守候在柯慶施床前，但柯慶施寧肯相信上海醫生。

當天中午，一架專機載著第一流的上海醫療小組，由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一平率隊，飛往成都。

經過幾天的搶救無效，柯慶施於四月九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去世。

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和中國醫學院副院長吳階平教授專程從京飛往成都，主持搶救工作。在柯慶施死後，又主持了柯慶施屍體解剖和病症研究。經北京、上海、四川三方醫師共同論定：

柯慶施死於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文革”中，紅衛兵的傳單說什“柯慶施被‘走資派’謀害而死”，純屬子虛烏有之談。張春橋曾派專人調查過柯慶施之死，欲加罪於參加搶救的上海醫生，也因查不到任何真憑實據而罷休

提攜于會泳

自從柯慶施死後，“女客人”接連來滬。每一回，火車還沒有駛進上海北站，張春橋已經肅立月臺，迎候“女客人”了。

不過“女客人”的嘮嘮叨叨，出爾反爾，使身上沒有“京劇細胞”的張春橋暗暗叫苦不迭。張春橋已成了“四齣戲的書記”——江青又把芭蕾舞劇《白毛女》和京劇《奇襲白虎團》的擔子，壓在了張春橋的肩上。其中，《奇襲白虎團》是山東京劇團的節目，江青也要張春橋代管。

再苦，再辣，再酸，再累，張春橋心裡還是甜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搞“樣板戲”，為的是有機會接近“第一夫人”。

不過，“狄克”的善長，向來是“破”，卻不是“立”。他用棍子橫掃過文壇，而他自己在文學上並無建樹。

在一九六五年春，江青把一項絕密的“大批判”任務交給了張春橋。他很想物色一個“忠實”的內行，替他分挑那“樣板戲”的重擔。

就是這個時候，江青的一句話，幫了他的大忙。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江青在聽《海港》劇組一個女演員試唱的時候，忽然問了張春橋一句話：“于會泳是什麼人？”

張春橋一時竟答不上來。

幸虧他是一個極有心計的人。回到中共上海市委，他就派人調查：“于會泳是什麼人？”

一查，哦，明白了：于會泳原來是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民族音樂理論專業的教師。普普通通的“小人物”。

此人原本是解放戰爭時期參軍的。會唱唱《誇女婿》之類，就當了個文工團團員。

一九四七年，在蔣介石軍隊大舉進攻解放區之際，他寫好一封信，藏在自己包袱裡，以防不測。信上寫著：

蔣軍官兵弟兄們：現在貴軍進攻膠東，我的生死難保，可憐我家裡有老母在堂，官兵弟兄們如果搜查出這些東西時，懇請寄到我的家裡，我將永世不忘你們的大恩大德。

他沒有落進“蔣軍官兵弟兄們”手中，他的信也沒有落進“蔣軍官兵弟兄們”

手中，卻從包袱中抖落在地，被別的戰士拾到了……他，受到了上級的批評。

解放後，一九四九年九月，他離開山東煙臺文工團，進入上海的“第一期音樂教育幹部訓練班”學習。培訓了一年之後，他分配到上海音樂學院工作。

他倒有點小聰明。他結交了一個雙目失明的盲藝人，把藝人唱的單絃曲於記錄下來，以他于會泳的大名拿去發表。這樣，他算是有了一本“專著”。

他懂點京劇。當《海港》劇組成立後，他被調去為一部分女盧唱腔作曲。他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員。就連江青一次次接見劇組，也沒有他的份。甚至連張春橋都沒有注意到劇組裡有這麼一個人。

江青怎麼會問起“于會泳是什麼人”呢？

那是于會泳的文章，引起了江行的注意。此人進入《海港》劇組，雖說見不到江青，卻聽見了江青講話的一次次傳達。他反反覆覆捉摸著“江青文藝思想”。他依據江青對京劇的見解，分析京劇的唸白和唱腔。他領會“江青文藝思想”顯得比人家“深刻”：別人只會說“江青同志指示要我們這麼做”，他卻能說出“江青同志為什麼要指示我們這麼做”。他居然詳細地分析了江青曾說過的某一句唱腔中的拖腔放在某個字上好，這“好”究竟“好”在什麼地方……

他的文章在上海的戲劇雜誌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