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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三十年代就已在上海，何況在擔任《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時又熟悉了上海方方面面的人物；當然，最重要的是，在石家莊，他就發現，張春橋是一個善於出點子的“軍師”……

於是，喝過歡送酒的張春橋，依然坐在《解放日報》社四樓的總編辦公室裡。

已經運到火車站的行李，又全部運回到香山路九號。

“上海的那個好學生”

上海市中心靜安寺，矗立著一幢典雅的西班牙式九層大樓。那是德國人海格在一九二五年籌資建造的，最初取名為“海格公寓”。上海解放後，這兒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辦公樓，人稱“海格大樓”。大樓裡的一百零四套客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各部、組的辦公室。直到一九七七年，這座大樓才改為賓館，即今日的靜安賓館。

一輛“伏爾加”牌轎車駛入海格大樓院內。從車上下來的，便是那位“大鼻子”

柯慶施。與他一起下車的，乃張春橋。

經過一番摸底、籌備，柯慶施終於走馬上任。

張春橋緊隨柯慶施左右，他的身份是柯慶施的“政治秘書”。

一九五五年，五十三歲的何慶施以“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的身份，出現在《解放日報》的報道上。

上海這個地方，無風三尺浪，有風三丈浪。柯慶施剛剛走馬上任，震動全國的“潘（漢年）楊（帆）事件”便發生了；緊接著，“反胡風”運動開始，上海又是運動的重點；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上海再度成為全國的重點……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風浪之中，何慶施一次又一次得到毛澤東的讚賞。原因只有一個，何慶施以“緊跟毛澤東”作為他的最高政治原則。也正因為這樣，這個死後曾博得“毛主席的好學生”的榮稱的柯慶施，在上海竭力執行和發展了毛澤東晚年的“左”的錯誤。

張春橋的升遷，確實藉助了柯慶施這把梯子。不過，柯慶施畢竟與張春橋有著很大的區別：柯慶施雖“左”，但在一九六五年便去世，沒有捲入“文革”，更沒有參與“四人幫”那些罪惡活動。他實際上不過是毛澤東晚年“左”的路線的忠實的執行者。正因為這樣，如今人們提及柯慶施，雖有微詞，諸如稱之為“上海的那個好學生”，但並沒有視他為張春橋的“幫”中同夥。

柯慶施的玻璃板下，壓著毛澤東語錄。床頭，放著毛澤東著作。筆記本里，寫著“學習毛主席著作計劃”。他對兒女的話是：“要好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只有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堅強可靠的紅色接班人。”

他的座右銘是四句話：

堅定的革命意志；

頑強的戰鬥精神；

火熱的階級感情；

嚴格的科學態度。

他平日是個神情嚴肅的人，性格有點急躁。他手下的幹部，差不多都曾捱過他的批評。不過，也有例外，那就是他從未批評過張春橋。

雖說何慶施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論革命資歷是很深的，但是他與毛澤東的關係一般。柯慶施博得毛澤東好感，那是在一九五六年，柯慶施主持上海工作不久的時候……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長篇講話。這次著名講話，後來被整理成文章，就是那篇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論十大關係》。柯慶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澤東的講話，特別是其中的第二段《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注意到毛澤東對沿海工業的態度的新的觀點：

過去朝鮮還在打仗，國際形勢還很緊張，不能不影響我們對沿海工業的看法。

現在，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估計短時期內打不起來，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這樣，如果還不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裝置能力和技術力量，那就不對了。……認為原子彈已經在我們頭上，幾秒鐘就要掉下來，這種形勢估計是不合乎事實的，由此而對沿海工業採取消極態度是不對的。

柯慶施領會了毛澤東的意圖，在上海加以貫徹。“政治秘書”張春橋又立即領會了柯慶施的意圖，在為柯慶施起草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報告時，把毛澤東的那一段話，作為主旋律。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何慶施步上講臺，作了長長的報告，題為《調動一切力量，積極發揮上海工業的作用，為加速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而鬥爭》，提出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業潛力，合理地發展上海工業生產”作為上海工業的新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