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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彙藏書樓裝著避雷針。

後來，曾有過一個絕好的機會：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新華社連續報道，“首都和各地紅衛兵走上街頭，橫掃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各地圖書館，都成了紅衛兵“鐵掃帚”進行清掃的目標——因為圖書館幾乎集“舊思想、舊文化”之大成。

我查到鹹本禹在當時接待各書店、圖書館代表的談話記錄，這是一份“大革文化命”的活生生的見證——

新華書店代表：“地方上反映，縣裡燒書較多，八月份破四舊時燒了不少。書店裡的古舊書被查封了。有些造反派來信，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出版的書，除了馬列主義、毛主席的經典著作外，都要鑑別後再發售。”

中國書店代表：“中國書店現在不收古書。有些學校在燒古書，認為古書沒有用了。北京建築科學研究院滿樓道都是書，我們拉回了幾車。不少人家在燒字畫。”

造紙廠代表：“我們已收來了不少古書，有些已經化漿造紙。還有很多古書堆在那裡，當作造紙原料。北京師大劉盼逐的古畫，也送進了造紙廠。通縣紙廠已收到幾千噸線裝書！”

北京圖書館代表：“我館清理了書庫，已有不少書送入造紙廠。”

紅衛兵代表：“大作家郭沫若不是說，恨不得把自己過去寫的書都毀之一炬。毀之一炬，就是燒書！”

戚本禹：“秦始皇焚書是有道理的。商靹也焚過書。他們代表新生產力麼！他們焚書是為了統一思想……”

戚本禹的話，為焚書提供了“理論依據”，為紅衛兵們壯膽。

北京吹什麼風，上海掀什麼浪。

上海鐵道醫學院的紅衛兵高舉紅色大旗，殺進“封資修大本營”，勒令上海圖書館領導交出所有書庫的鑰匙。他們拿鑰匙幹什麼？為的是要殺進書庫“掃四舊”——燒書！

張春橋得意了。他推波助瀾，說了一句具有很大煽動性的話：“上海圖書館的書那麼多，真正有用的不過一架子！”

北京一批紅衛兵殺進上海，衝到徐家彙。他們看見徐家彙大主教堂尖屋頂上的十字架，氣急敗壞：“紅彤彤的上海，怎麼能容忍黑色的十字架？！”

他們衝進了天主教堂，居然把英文打字機當成“間諜”的“發報機”！

就在砸掉十字架、削去尖屋頂的熱火朝天的時刻，紅衛兵們聽說，在徐家彙天主教堂旁邊，還有個“毒草庫”——徐家彙藏書樓，馬上朝那裡衝去——上海圖書館鎖上了大鐵門。

徐家彙藏書樓關緊了那扇小門。

好不容易，才算躲過了這場焚書的危機。

一九六七年四月起，徐家彙藏書樓開門了，一群又一群掛著紅袖章的紅衛兵、造反派來到那裡。他們不再是來燒書，卻是來認認真真、仔仔細細的查閱發黃了的報刊雜誌。他們的目光，甚至把舊報紙上的每一條“啟事”都一一審視一番。這一回，他們把徐家彙藏書樓的舊報刊，視若珍寶，小心翼翼地掀動著發脆了的書頁，唯恐破碎了一角……

不光是上海的紅衛兵、造反派湧向徐家彙藏書樓，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造反派也千里迢迢奔赴那裡。

一時間，“新北大”、清華“井岡山”、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各式各樣的介紹信，遞到圖書管理員手中。

紅衛兵、造反派們怎麼忽然對這座“毒草庫”產生了興趣？

又是北京一陣風，上海一陣浪！

北京的風，是康生颳起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康生向中央寫報告，誣陷六十一人有“堅決反共的叛變行為”，一手製造了“文革”中的重大錯案，即“六十一人案件”，把一批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入黨入團的老幹部定為“叛徒集團”。

康生明知在“革命”前，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這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情況是審查過的，一直認為是沒有問題的。然而，由於這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以劉少奇為酋的北方局決定的，是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批准的，而這六十一人在解放後有二十二人擔任了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的領導職務。康生深知，一旦把六十一人定為“叛徒集團”，就可以掃除一大批政治對手，可以藉此打倒劉少奇、張聞天。

精於權術的康生明白，光靠他寫的報告，未必能夠推翻黨中央原來對六十一人的結論。於是，他“發動群眾”，把“抓叛徒”的風聲洩漏給紅衛兵、造反派。

由於那些“反共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