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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年的香港，你可能在街頭遇見踽踽獨行的錢穆，你也可能在海邊，碰見四歲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灘上玩沙。

每一個香港人都有一個故事。那輾轉流離的一代，自己歷盡艱辛，但總是想方設法在動盪中找到一個給孩子避風遮雨的地方。

於是你就有像梁安妮這樣的發現。安妮是香港公關界的“大姊大”，我問她的“來歷”；她能說的，不多，但是，慢點，父親好像有一個日記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寫的，從出生到一九四九來港，是一個完整的回顧和紀錄。安妮一夜讀完，無比地震動；父親過世二十五年之後，她才知道父親的一生，他如何親身經歷抗戰中的桂林大轟炸，他如何飛越喜馬拉雅山參與了中國遠征軍的對日戰爭。

在香港，程介明這樣的孩子長大，成為有名的教育理論專家，但是他清楚地記得“流離”的感覺。即使年紀很小，他看得出父親在為養家掙扎，他記得，父親終於找到工作，第一天工資是七分錢。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換一個學校。而房子，總是愈搬愈小，愈住愈遠，上學的路，愈走愈長。

我和程爸爸說話，談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講到當年的艱辛，稍稍頓了一下，說，“介明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體貼。”

小孩子懂事、體貼，其實就是苦難讓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語氣中充滿心疼。

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記得一個小閣樓，在一個狹窄的“士多”（store）小店鋪上面，全家人就擠在這樣一個無法動彈的閣樓裡。後來生活實在太困難了，母親只好帶著小妹重新回到當初離開的大陸老家，因為那裡生活開支比較小；相依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現實拆散。

立之的父親，在“保險公司上班”，其實就是“失業”的意思。

“那，父親本來做什麼呢？”我問立之。

他猶疑了一下，說，“原來家境極好，父親的毛筆小楷在浙江杭州很有名，所以蔣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譜是他親手抄寫的。”

我飛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像小學生一樣坐在一群皓首窮經的歷史學家後面，看剛剛開放的蔣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日記。極端重視家譜的蔣介石，在東北和徐蚌會戰最慘烈、國事蜩螗的時候，仍舊在日記中不斷追蹤家譜修譜進度；徐立之父親的名字，真的在日記裡出現。

所以在四九年後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龍街頭遇見踽踽獨行的錢穆，你也可能在淺水灣的海邊，碰見四歲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灘上玩沙。再怎麼窮，水和沙是上帝送的。這個“士多”小閣樓上長大的孩子，也上了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分子遺傳學家，回到香港來，做了香港大學校長。

二零零九年了，上環老區還是有些小閣樓，就在狹窄的“士多”上；每次經過，我還忍不住多看兩眼，想起錢穆在一九四九年為新亞書院所寫的校歌：

山岩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睏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第三部　在一張地圖上，和你一起長大

24，我的名字叫臺生

我的名字裡有個“臺”字，你知道，“臺灣”的“臺”。

我們華人凡是名字帶著地名的，它像個胎記一樣烙在你身上，洩漏你的底細。當初給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單純地想以你的名字來紀念他們落腳，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長大以後，人們低頭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為本地人，在這裡生生世世過日子，一切理所當然、不言而喻，沒理由在這地方特別留個記號說，“來此一遊”。紀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來軌道、不同尋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輩人裡，你會碰到不少女孩叫“麗臺”或“臺麗”，不少男孩叫“利臺”或“臺利”，更多的，就直接叫“臺生”。這“臺”字一亮出來，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中，陸陸續續流浪到這個島上的外地人。嬰兒的哭聲，聽起來像雨後水溝裡牛蛙的鳴聲。那做父親的，把“臺”字整整齊齊用黑墨寫在紅紙上，你可以想象那命名和寫字的手，在一個勉強遮雨的陋屋裡，門外兵荒馬亂，一片倉皇，寫下“臺”字，既透露了一路顛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