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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兵命他們互打耳光。這是日本兵最常做的消遣。周克就輕輕打了丹尼士一耳光，丹尼士也回打一個。

日本兵大聲喝他們用力……丹尼士知道，如果周克真使力的話，他絕對撐不住。他們互打了幾下，這時日本兵吼著說，“要這樣。”他對準丹尼士的臉就是一記，打得丹尼士連倒退幾步，但是他勉強撐住不倒下，因為他知道，一倒下，日本兵就會過來踹他，踹到他再站起來或者倒地死亡。

可是他的眼鏡被打掉在地上，彎身去撿的時候，日本兵用槍托猛擊他的手，把眼鏡和手指都打碎了。緊接著日本兵就用槍托打他因飢餓而突出的肋骨……

凌虐，也很常見：

有時候，俘虜在烈日曝曬下立正。有時候，被命令雙手高舉一塊重石，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槍頂在他雙腋下。丹尼士看過一個少年俘虜被吊在一棵樹上，離地幾呎，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槍架在少年人的雙腿之間……

還有一次，有一個蘇格蘭俘虜拒絕籤“絕不逃亡”的切結書，他被雙手反綁，捆在一棵樹幹上，日本兵繞到那樹後面用槍托猛敲樹幹然後就快速讓開，一瞬之間，一陣密密麻麻的紅蟻從樹洞傾巢而出，撲向那綁在樹上的俘虜。他以同一個姿勢被綁在那兒三、四天之久，大便都流在自己身上。丹尼士不知道他是否倖存

每天早上都有屍體被拖出去，送到周圍的墓地去葬。

他的眼鏡被打掉在地上，彎身去撿的時候，日本兵用槍托用力猛擊他的手，把眼鏡和手指都打碎了。

在戰俘口中的“日本兵”，其實不少就是來自福爾摩沙的監視員，他們是站在第一線管理戰俘的人。偷了筆的比爾，像一個不動聲色的攝影師，把俘虜營裡的經歷一幕一幕錄了下來。在他的寫真裡，監視員無時無刻不在：他是資源的配給者，是奴工的監控者，是給牢門上鎖的獄卒，是施暴的權力象徵。比爾甚至目睹一個澳洲飛行員的遭遇：他在監視員的刺刀威脅下，先挖一個坑，然後跪在那坑前，讓“日本兵”用軍刀砍頭。頭和身體，砍了以後，很方便地可以直接滾進坑裡。

同一個時候，在同一個地方，彰化來的年輕的柯景星配著槍枝及五十顆子彈、刺刀、綁腿、防毒面具裝備，接受刺刀、劍術、射擊的訓練。他雖是監視員，但是已獲得命令，準備隨時上戰場，為天皇犧牲。

山打根戰俘營，一九四二年八月

59，衛兵變俘虜

我找到了比爾。八十多歲了，住在澳洲雪梨。寫了一個電郵給他，一個小時以後，比爾的回郵就在我的計算機上出現。

他說，並非每一個俘虜營都是地獄，也並非每一個監視員都是魔鬼。被送到古晉俘虜營時，比爾受傷，還有福爾摩沙監視員幫他受傷的手臂細心地做了一個吊帶，以免他接受審訊時傷勢變得更嚴重。

當俘虜營的每日配給定糧降到零的時候——因為日軍自己都沒得吃了，傳染病就像風吹一樣，輕輕一掃，就讓一個人倒地死亡。俘虜們每天都在抬戰友的屍體，挖坑、掩埋，然後用一塊殘破的木板，插進土裡，寫上名字和生死年月。那是一個巨大的亂葬崗。

比爾在山打根作戰俘時，臺中的周慶豐是山打根的監視員。幾乎和比爾同年，現在也是八十多歲的周慶豐，住在老家臺中。他記得，“阿督（白種人）病亡時，並排躺在地上，以軍用毛毯包裹，夥伴站在身旁，面對面，十分親近。一陣低頭禱告後，失聲痛哭。”一九四五年終戰以後，人們才逐漸、逐漸知道，光是山打根比爾所屬的一千五百名澳洲戰俘，三分之一的人受凌虐而死。

東京戰犯審判結果所透露的是，盟軍在日軍俘虜營中總共有三十五萬人，每一百個俘虜中有二十七個人死亡，是盟軍在德國和義大利的戰俘營中死亡率的七倍。高出這麼多，令人驚駭，但是，在日軍戰俘營中的中國人，死亡率比白人要高出更多、更多。

戰爭結束，倖存的比爾，還有堪薩斯農場小黛的爸爸和夥伴們都回家了，福爾摩沙的監視員，走上了他們青春結伴出發時作夢也想不到的命運。在戰後的對日本的審判中，一百七十三個臺灣兵被起訴，其中二十六人被判死刑。

翻開臺籍監視員起訴書上的“起訴理由概要”，讀來血跡斑斑，怵目驚心：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三月三日於拉包爾的丸木附近，將中國俘虜二十四名驅入坑中後以火器殺之。又在三月十一日於同地，以同樣方式殺害中國俘虜五名。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於拉包爾……謊稱帶三名中國勞動者住院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