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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航行，躲避轟炸。幾乎可以預料的，這是一艘地獄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神靖丸在西貢外海被炸，船上的三百四十二名乘客死了兩百四十七個。

活下來的吳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貢，照顧日本傷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貢軍醫院裡和其它三百個醫院的員工肅立在中庭，低頭聆聽天皇的宣佈。身為臺灣人，吳平城心中只有歡喜，最剋制不住的衝動，是馬上回到親愛的家人身邊。軍醫長對吳平城——現在他還叫“山田”，說：“山田，從此你是中國人了，我們是日本人，以後有機會中國和日本合起來打美國吧！”

吳平城還沒答話，同是軍醫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經發難，板著臉衝著軍醫長說，“軍醫長，您到現在還執迷不悟，說出這種話來。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你一樣，想統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統統講日語、穿和服，才會到今日悽慘的地步呀！”

西貢軍醫院裡只有兩個臺灣醫師。山本軍醫長詢問兩人願意與日軍部隊同進退，還是選擇脫離，兩個臺灣人選擇離去。第二天，兩位臺灣醫師領了薪水，坐三輪車離開，發現軍醫長帶領全體工作人員列隊在醫院大門口，對兩名臺灣同仁脫帽敬禮。極盡隆重的送別。

一九三七年入學臺北帝大醫學院的一班。

“這是日本海軍惜別時的大禮，”吳平城心中深深感慨，“從此大家變成陌路的異國人了，他們還是盡到最後的禮節。”

翁通逢是嘉義人，東京東洋醫學院畢業。吳平城搭上神靖丸的時候，東京已經被美軍炸成焦土，滿目瘡痍，翁通逢決定趕快離開岌岌可危的日本，到滿州國去。

他沒有聽見十五日天皇的廣播。早在八月九日凌晨的黑夜裡，新京長春的空襲警報突然尖聲響起，驚醒了本來就忐忑不安的市民。炮火和坦克車很快就進了城，蘇聯的紅軍打進來了。很多臺灣人這才赫然發現，訊息靈通的日本人，早已“疏開”到城外。講日本話、穿日本服的殖民地臺灣人，沒人通知，後知後覺地還留在城裡頭。害怕紅軍的暴行，也恐懼滿州人的復仇，臺灣人聚集起來自力救濟，存糧、僱車、找路，開始個別逃難。

翁通逢一群人帶著兩袋米、一包豆子、一袋鹽，就上路了。長春市東區伊通河畔有橋，通往二道河，是出城必經之路；在日本人的統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滿州人，這時守在二道河的橋欄上，專門“堵”日本人，見到就殺，“以至於溪水一兩日都是紅色的。”日軍在戰時鼓勵大約數十萬的日本平民來滿州“開拓”，大多數是本來就貧苦的農民。八月十五日以後，這些開拓民突然成為沒有人管的棄民。翁通逢認識一些開拓民，聽說有些人流離到了長春，特別趕到長春的“日人在滿救濟協會”去看望，卻發現，一起從北滿南下的人，死了三分之一。

在一間八個榻榻米大的房間裡，睡了將近十個人，其中好幾個已經硬了，躺在活人中間；活人沒有力氣站起來，把身邊朋友和親人的屍體抬走。

臺灣人在東北小心地活著；蘇聯兵四處強暴婦女，穿著軍服當街行搶。蘇聯兵走了，八路軍來了；八路軍走了，國軍來了；國軍走了；共產黨又來了。滿州人稱日本人為日本鬼，稱臺灣人為第二日本鬼。在每一個關卡，臺灣人都要努力證明自己不是日本人，會說一點蹩腳國語的，就大膽地說自己是“上海人”。會說客家話的人，這時發現，用客家話大聲喊，“我是臺灣人”，成了保命的語言。

翁通逢醫師決定離開東北逃回臺灣是在一九四五年，那是一個冰冷的劫後餘生的冬天，他看見戰敗國的人民的遭遇：

那時是十一月，看到一群從北滿疏開（疏散）來的年輕人，大約有一百人左右，都是二十來歲。本來年輕人應該很勇、有氣魄，可是他們的衣服竟被扒光，身上只用稻草當衣服遮著，在零下二十度裡，走路垂頭喪氣。

我看他們走路不大穩，心想這群人大概活不了多久了。我尾隨在後，想看看他們住在哪裡？他們住進一個日本人的小學校，裡面也沒什麼東西，光是冷就冷得厲害了。經過三個星期我再去看，學校運動場像個墳墓。

我想，到了夏天那個死人坑會流出死人水，流行病可能就發生，看來不離開東北不行了。

一九四五年，成千上萬的臺灣人在澳洲和新幾內亞的碼頭，等候遣返。兩個福爾摩沙的孩子，看向窗外。

42，一條船，看見什麼？

水兵鮑布還不知道的是，他所值勤的這艘坦克登陸艦U。S。S。　LST…847，在他趴在床上寫信的一刻，正緩緩駛入中國人的當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