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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幾顆子彈後，舉槍自盡，殺身殉國，年僅四十六歲。

在退到江邊之前，英勇作戰到最後一刻的蕭山令憲兵副司令，守的就是槐生說的雨花臺。翻開另一份史料：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日軍進逼南京，我憲兵動員官兵六千四百五十二人捍衛南京，由副司令蕭山令中將指揮所屬部隊，與日軍血戰四晝夜，最後因彈盡援絕，壯烈殉國者一千兩百一十人，受傷五十六人，生死不明兩千五百八十四人。

史料看多了，現在我已經明白，“受傷”的兵通常不治，“生死不明”通常是“死”，因此六千多憲兵在南京的保衛戰中，其實犧牲了五分之三。從挹江門到長江畔的下關碼頭，只有兩公里路，當年萬人雜沓的逃命路線，現在是鬱郁蒼蒼的梧桐樹林蔭大道。

史料拿在手上，梧桐樹從車窗外映入，在我的史料紙張上忽明忽暗，我有點不能自已——在父親過世了五年之後，我才知道，他真的是從那血肉橫飛的槍林彈雨中九死一生走出來的，他才十八歲；滿臉驚惶、一身血汙逃到長江邊時，後面城裡頭，緊接著就發生了“南京大屠殺”。

我想起來，初中時，槐生喜歡跟我念詩，他常吟的兩句，是劉禹錫寫南京的“石頭城”：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如今站在下關長江邊上，長江逝水滾滾，我更明白了一件事：我們有緣跟這衡山龍家院的少年成為父子父女，那麼多年的歲月裡，他多少次啊，試著告訴我們他有一個看不見但是隱隱作痛的傷口，但是我們一次機會都沒有給過他，徹底地，一次都沒有給過。

13，四郎

臺北的劇院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別帶了槐生去聽——那時，他已經八十歲。

不是因為我懂這出戏，而是，這一輩子我只聽槐生唱過一首曲子。在留聲機和黑膠唱片旋轉的時代裡，美君聽周璇的“月圓花好”、“夜上海”，槐生只聽“四郎探母”。在破舊的警官宿舍裡，他坐在脫了線的藤椅中，天氣悶熱，蚊蟲四處飛舞，但是那絲竹之聲一起，他就開唱了：

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淺水龍，困在了沙灘……

他根本五音不全，而且滿口湖南腔，跟京劇的發音實在相去太遠，但是他嘴裡認真唱著，手認真地打著拍子，連過門的鑼鼓聲，他都可以“空鏘空鏘”跟著哼。

遙遠的十世紀，宋朝漢人和遼國胡人在荒涼的戰場上連年交戰。楊四郎家人一個一個陣亡，自己也在戰役中被敵人俘虜，後來卻在異域娶了敵人的公主，苟活十五年。鐵鏡公主聰慧而善良，兒女在異鄉成長，異鄉其實是第二代的故鄉，但四郎對母親的思念無法遏止。有一天，四郎深夜潛回宋營探望十五年不見的母親。

卡在“漢賊不兩立”的政治鬥爭之間，在愛情和親情無法兩全之間，在個人處境和國家利益嚴重衝突之間，已是中年的四郎乍然看見母親，跪倒在地，崩潰失聲，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就是，

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

我突然覺得身邊的槐生有點異樣，側頭看他，發現他已老淚縱橫，哽咽出聲。

是想起十五歲那年，一根扁擔兩個竹簍不告而別的那一刻嗎？是想起大雪紛飛，打碎了一碗飯的那一天嗎？是想起那雙顏色愈來愈模糊的手納的布鞋底嗎？是想到，槐生自己，和一千年前的四郎一樣，在戰爭的炮火聲中輾轉流離，在敵我的對峙中倉皇度日，七十年歲月如江水漂月，一生再也見不到那來不及道別的母親？一整齣戲，他的眼淚一直流，一直流。我也只能緊握著他的手，不斷地遞過紙巾。

然後我意識到，流淚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兩排一位理著平頭、鬚髮皆白的老人也在拭淚，他身旁的中年兒子遞過手帕後，用一隻手從後面輕拍他的肩膀。

謝幕的掌聲中，人們紛紛從座位上站起來，我才發現，啊，四周多得是中年兒女陪伴而來的老人，有的拄著柺杖，有的坐著輪椅，有的被人攙扶。他們不說話，因為眼裡還噙著淚。

中年的兒女們彼此不識，但在眼光接觸的時候，沉默中彷佛交換了一組密碼。散場的時候，人們往出口走去，但是走得特別慢，特別慢。

第二部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

14，夏天等我回來

那天，在香港機場送你回歐洲，飛力普，你說，嘿，你知不知道，香港機場是全世界最大的什麼？

最大的什麼？機場面積？載客運量？每分鐘起降頻率？香港機場是我最喜歡的機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