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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兄弟們都被允許“解散”了，我這唯一的女生又單獨被留下來。

槐生坐進他那張矮矮的圓形破藤椅，雖然有個破電扇開著，他還是搧著一把扇子，說，“來，陳情表。”

十二歲的龍應臺，站在她父親面前，兩手抄在背後，開始背那篇一千七百年前的文章第一段：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

城南小學早已拆了，聽說，就遷到了龍家院的山坡上，現在叫做“百葉小學”。我說，應揚，那陪我去看看。

百葉小學，一班四十個孩子，坐在牆壁斑駁的教室裡，清清朗朗地念出“陳情表”。

到了山坡上的百葉小學，老師聽說我是為了十五歲就離家的槐生而來的，年輕的老師把“陳情表”第一段工整地用粉筆抄在黑板上，一班四十個孩子，坐在牆壁斑駁的教室裡，清清朗朗地念出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這是第一次，我聽見“陳情表”用湘楚之音朗誦；童聲的混合音，從校門口田埂走過的農民也聽見了。那陰陽頓挫之處，跟槐生當年念給我聽的，竟是一模一樣。

12，潮打空城

槐生真正滿十八歲的時候，是一九三七年，中國決定全面抗戰的那一年。

十八歲的槐生，長得特別英挺帥氣，碰上的，正好是整個中日戰爭中最可怕、最激烈、規模最大的戰爭：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爆發的淞滬戰役，日本動員二十五萬人，中國動員七十五萬人，日夜不停的綿密戰火，打了三個月以後，中國軍隊死傷幾近二十萬人，是日軍傷亡的四倍半。前敵總指揮陳誠給蔣介石的報告中說，國軍三十六團第二連，守衛火藥庫，“死守不退，致全部轟埋土中。”

當日軍繼續從淞滬戰場往南京挺進的時候，槐生已經是駐守第一線雨花臺的憲兵團的一員。

我們固守南京雨花臺一線，殺敵無數，無奈守將唐生智無能，使保衛首都數十萬大軍，在撤退時互相踐踏，加上日人海空掃射，真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自傳的這一段，也是槐生說過的“橋段”之一。我們稍大一點了，高高矮矮穿著初中高中的卡其布制服，這時會略帶輕蔑地反駁他說，“爸爸，憲兵不是隻會到電影院門口檢查軍人看戲買不買票的嗎？你們憲兵哪裡會上戰場打仗？”

他就好脾氣地看著我們，本來要說下去的下一個“橋段”，被我們冷水一潑，也就不往下說了。

他本來要繼續說的是，“退到一江門，城門竟然是關的，宋希濂的部隊在城牆上架起機關槍，不讓我們出城，因為混亂到一個地步，守城門的部隊竟然沒得到通知說要撤退！我拚死爬過一江門，逃到長江邊，沒有船可以乘，日軍的炮聲已經很近，結果幾萬人堵在河灘上。在幾乎要絕望的時候，我突生一計，就和幾個離散計程車兵扛起兩根大木頭，放在水裡，然後用手做槳，慢慢、慢慢往對岸浦口划過去。”

講到這裡，他往往會再追加一句，“想知道我們劃了多久才劃過長江嗎？”

我們四個不大不小的子女，做功課的做功課，看漫畫的看漫畫，通常沒人答腔；我也許會裝出一點興趣，用鼻音回覆，“嗯？”

“我們劃了整整一天半，才到浦口，”他自說自話地，“死的人，好多啊。”

沉靜了好一會兒，看看實在沒人理他，他大概也覺得無趣，就拿起警帽，乾脆去辦公室了。

我聽見他出去後，紗門自動彈回來輕輕“砰”一聲關上。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我來到南京，想走一趟父親走過的路。

站在一江門的城門前，仰頭一看，看到三個大字，才知道，啊，這叫“挹江門”。

城門高大雄偉，正中央掛著橫幅，寫著巨大的字，紀念的，倒是另一件事：一九四九年解放軍渡江後直擊南京，是從挹江門打進來的！“挹江門”，代表勝利。

在城門前美麗的法國梧桐樹下，我展開手上關於憲兵參與南京保衛戰的摺頁：

……憲兵部隊到江邊時，已過午夜時分……我軍尚有萬餘人壅塞江邊，這時日軍已追蹤而來，成半圓形包抄開火。我軍在潰退中大部分已手無寸鐵，槍炮聲中紛紛倒下……憲兵部隊就地抵抗……歷五個小時激戰，憲兵部隊已傷亡殆盡……憲兵副司令蕭山令不願被俘受辱，射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