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部分(第2/4 頁)

糧食供應，與被佔領區三分之二的老百姓親熱一晚，然後在黎明時分悄然而逝。

最終結果是，除北平之外，日本人只佔領了一些荒城，常常是由碉堡裡的日軍提心吊膽地守衛著。城裡大部分是非老即窮，無力逃跑的人。這樣的城市毫無貿易或商業開發的可能。事實上，每多佔領一個城市，就意味著日軍要增加一份守衛的負擔，要進一步擴充套件其單薄而危險的交通線，並在其不斷增加的人力、財力、物力的消耗和浪費上再加一個專案。

現在日本人必須承認對他們的仇視和恐懼是非常普遍的。他們的野蠻、傲慢和不道德，使單純無辜的人民蒙受災難，使得中國所有的城市和鄉村的人們在日軍到來之前就遠走他鄉，就像逃避最使人害怕的瘟疫一樣，就是給他們獎賞也沒人肯回去。在這一群群現代化的野蠻人到來之前，有5000萬中國城鄉居民大規模地離鄉背井，拋棄了房屋和財產去逃難，這是日軍所作所為的最好註解，日軍官兵的洗動、掠奪和強姦所獲得的個人利益，使得日本作為國家不可能從佔領區獲利。在戰爭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剝削是不可能的，因為有被動的抵制，有被佔領區人民的極端貧窮，還有不安全的形勢。

日本人強姦中國婦女，槍殺市民，把戰俘關在封閉的草棚裡或者乾脆在他們的頭上潑灑汽油燒死，挑殺嬰兒，圍捕年輕人，溺殺難民，沉沒漁船，大規模轟炸城市，這些令人難以想象，令人髮指的暴行，已由中立國的觀察家們作了一致的、多方面的報道。對這些事實①，我們如果能變得麻木無情一點，就可以從長遠一些的觀點來看問題，把它們看作唯一的、最了不起的幸事，因為只有這樣，中國各階層的人民才能團結起來，增強抵抗的決心。自從上帝創造人類以來，沒有一個民族或者國家曾經像日本對中國那樣以如此之大的規模，將一個鄰國的人民無例外地置於一個更兇殘、更傲慢、更冷酷、更下流、道德更敗壞的統治之下。歷史上沒有一個征服者能比日本人更證明自己不適合統治別人，如果最起碼的常識可以告訴人們：統治意味著要給予被征服人民以最低程度的安全感和基本生活條件，那末，日本人連這點常識都沒有。用愛國主義來呼籲各階層的人們抵抗日本侵略的做法並不成功，日軍把愛國主義的呼籲換成了保證最起碼的生命安全，保護自己的婦女這樣一個呼籲，於是便奏效了。一個小紙菸店的老闆，他生活中的唯一興趣是做點買賣維持生活，可能並不在乎外族的統治，但即使這樣一個店主也不願意親眼看到自己的妻子、姐妹、母親或女兒遭受強姦，遠東的“德國兵”已經使西方的德國兵相形之下成為更為進步的人類，而日本的“武士道”在歷史上只會留下“黃色德國兵道”的惡名（“道”是日本的術語，相當於“主義”，是由中國道教中的“道”轉變而來的）。有意思的是，“武士道”作為武士階層誠實的代號已經暴露無疑。在上海以及其他被日本佔領地區的臭名昭著的事實是，那兒到處都是腐敗現象，不僅日本士兵是這樣，軍官也是如此。他們不僅施用暴行搶劫錢財，而且設立煙館、賭局、妓院，以及其他非法行業，借發放通行證之機敲詐勒索等等——這些事實都被一次次地當場記錄下來並做了報道，比如可見於在上海出版的美國雜誌《中國每週評論》。

『①原注：參見丁伯雷（H。　J。　Timperley）的歷史性著作《戰爭意味著什麼：日本在中國的恐怖》。』

我意識到，東京當局並不同意這些暴行，並且認為這是對日本在中國的統治的真正威脅。我也同樣意識到日本後方有許多具備高尚情操的男子和富有獻身精神的婦女絲毫不懷疑他們的兒子或丈夫正在中國幹些什麼。事實是，你不可能靠一道軍事命令就改變一個民族的性格，一個自命不凡的民族，系統地培養了一種排外情緒，認為所有其他種族都是低下的，特別認為中華民族尤其罪惡深重，不思悔改——這樣一種民族心理不會在一夜之間改變。日本這種對歐洲和中國的傲慢和驕傲是這一代人所接受的排外教育和宣傳的結果。日本正自食其反歐反華信條之果，這種信條有時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因此，日本的高做和殘酷是不會也不可能罷休的。對我這樣一個生長在廈門的人來說，童年時代就目睹了日本人的劣行和日本領事館對由日本臣民在那個港口過去30年間所開設的鴉片煙館、賭場和妓院的庇護。無論是日本在北方的走私，日本士兵普遍的道德敗壞，還是他們墮落到低於一個真正偉大的民族的道德水準，我都絲毫不會驚奇。當一個民族利用治外法權這個特權，有組織、有計劃地鼓勵大批的兵痞用一隊隊的大汽艇、登陸坦克、卡車，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