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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議會中軟弱、“動搖”的領導已經準備去講和，只有當蔣介石抵達漢口，士氣才高漲起來，抗戰到底的決心重又堅定起來。但是我已經講過蔣介石“反共情結”的故事，這也是因為他在這些年月裡犯了一個政策上的錯誤，丟掉了在1935年與俄國結成穩定同盟的機會，這個同盟也許早就制止了這場戰爭。

這場解放戰爭依賴蔣介石的領導素質和策略的地方太多了。故而考察一下他作出杭戰決心是基於怎樣的一種個人見解，以及決定作出以後他的計劃和態度，就是十分重要的了。我認為他每一步都算計對了，他對即將到來的抗戰的性質，能夠作出正確的、有遠見的理解，這使我感到佩服。他不似是民族危亡時期的一位民族領袖。他內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質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能夠適應當時形勢的。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以後，蔣介石仍然猶豫彷徨，企圖避免一場大戰，這並不是因為他懦弱，而是因為他比任何別的中國人都清楚地知道這場爭鬥將意味著什麼。日本希望把這場戰爭看成是“區域性戰爭”，這樣就可以很輕鬆地吞掉一個小軍閥，而不是同整個國民軍交戰，這樣，他們就可以宣告，派遣中央軍是對付日本的“敵對行動”。蔣介石派去保定府的部隊，只不過是為了騙騙中國人民，虛張聲勢，他命令他們絕對不抵抗，與此同時，日本卻在之後的三個星期內在平津鐵路沿線，自由自在地調動軍隊、坦克和彈藥給養，而不受任何干擾，在所謂的“大戰”爆發之前，就已經在北平周圍三面挖了壕溝，修築了工事。蔣介石或許已經感到這場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仍然竭力阻止中央軍捲入衝突。他在牯嶺召集了一個全體軍官的會議，但只是在廣西將軍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強烈要求，並得到他們的全力支援之後，才作出了最後的決定。也就是那時蔣介石在牯嶺才發表了1937年7月16日曆史性的宣言，他在總體上肯定了抗戰的決心，要求日本軍隊撤至蘆溝橋事變以前的地方。然後他告誡國人這場戰爭的含義，需要作出的可怕的犧牲，並且戰爭一旦爆發，就沒有退縮或中途講和的可能性，否則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獨立就將化為烏有。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體會到他這些話的要義所在。他選擇了戰爭，因為他現在對內部的團結處之泰然，因為日本把他逼到牆角無法動彈，但絕對不是因為他有軍事上已經可以與日本相匹敵的錯覺。像西南方向的撤退、焦上政策、田園殘遭劫掠、多少年漫長的抵抗，這些，他心中都有數。

蔣介石在兩點上失算了。第一，支援了協約國。時至今日，蔣夫人憑著她的美國和基督教的教育對以下問題所感迷惑：西方列強對太平洋上發生的災難性的變化以及自己在遠東的利益上為什麼採取一種冷漠和玩世不恭的態度？他們對日本軍隊的恐懼為什麼如此之大，似乎日軍馬上就準備與所有的國家交戰？第二，他錯誤地估計了日本軍隊的紀律。這兩個錯誤的估計，使得在中國的戰爭變成一件空前恐怖的事情。但是這兩個錯誤在效果上卻又相互大體抵銷，因為日本軍隊的野蠻——偷竊、搶劫、掠奪、強姦——實際上促成了中國抗戰的巨大財富之一。如果蔣介石只失算一次，僅僅失去外援，那末紀律嚴明的日本佔領軍將是中國的抵抗精神最可怕的災難。日本兵士攻佔城市的能力，與他們統治一個被征服民族的基本常識的缺乏形成鮮明對照。

1937年8月13日發生的上海抗戰，把這種衝突轉變成全民族的戰爭，這也許應該歸功於蔣，但他需要日本的合作，而日本海軍則立即給予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侵略中國的時候，沒有一個日本士兵被殺死，為他們入侵華北提供口實。日本人最好的理由是一個日本兵士“失蹤”了。蘆溝橋事變發生後的7月，在上海也有一個類似的日本水手失蹤事件，結果使全國上下驚恐萬狀。如果不是勤奮的中國警察全力搜尋，並找到了這個水手，發現他是因為患了梅毒而羞於返回戰艦的話，這個事件也許就會促使一場突然爆發的戰爭。日本人大失所望，那個患有梅毒的水手被找了回來，不再“失蹤”了。但是不久一個日本海軍軍官帶著左輪手槍乘車去打高爾夫球，經過中國的虹橋機場被中國守軍開槍打死了，兩天之後，39艘日本軍艦駛入上海的黃浦江，要和平解決這一事件。8月13日，中國空軍襲擊了日本軍艦。其餘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與蔣介石1937年7月16日的宣言同等重要的是，他在1938年11月1日，漢口和廣州淪陷後所發表的宣言。在這個宣言裡，人們已經可以看到中國最終會獲勝的因素，不是因為其中包含著一大堆動聽的言辭，而是因為這是一位將指揮這場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