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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爾的小說；梁啟超鼓吹“自由”、“平等”，普及教育和議會政府；孫逸仙致力推翻滿清王朝，建立共和政府、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些新觀念的要旨是如此廣泛，不僅包括了各種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的引進，還包括科舉制度的廢除，學府制度的改變，教育的內容和方法，知識的普及，學者地位的變動，書面語的改革，新鮮術語的引進，文體的革新，婦女的解放，對纏足和納妾的抨擊，孔學、家族制度、君主制度和鄉屬制度的崩潰；還包括與某些基本文化觀念的決裂，如長者和權威、面子、命運、恩寵、法律、特權和平等、政府設施、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以及個人對社會的態度等等觀念。結果使新舊兩代人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混亂。

『①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建立者。』

『②約翰·斯圖爾特·米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國哲學家及經濟學家。』

『③赫胥黎（Thomas　Henry　Haxley，1825～1895），英國博物學家，著有《進化論與倫理學》，林紓譯成中文後稱《天演論》。』

顧名思義，觀念衝突的時期也就是知識界騷動的時期。原有觀念一經崩潰，整個民族就開始了疑惑和思索。回顧四十年來的文化變遷，從激烈的自由主義到目空一切而又外強中乾的保守主義，從目前生機勃勃的共產主義青年到行將絕跡的篤信孔學的一代軍閥，人們會看到他們所持的觀點截然相反。如果把北平的老殭屍傀儡們——過去的軍閥齊燮元、安福政客王克敏和前任北平司法委員會委員長江朝宗、版本收藏家董康——與埃德加·斯諾所著《西行漫記》裡的許多共產主義青年、與肩負來福槍和揹包赤腳行軍的湖南女兵相比較，人們會得出這樣一個印象：他們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他們的精神狀態就像他們的外表那樣截然不同。從思想陳腐的官員——他們認為自己一旦離開這個世界，世界就會陷入一片混亂，所以要設法使人們保持傳統——到具有民族意識和全球意識的生機勃勃的當代青年，在三代人的時間內就完成了這樣一個轉變過程。

40年來，一個民族在形成，它最終從一個文明之中脫胎出來，故而此處“民族”一詞帶有一點悽婉的意味。中國過去是一種文明，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從“民族”這個詞語最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只有中國才可以稱作一個民族，一個受過單一文化薰陶的同族人的政治集團，他們具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歷史、共同的文學和某些共同的道德價值上的準則。然而，它不是一個由鐵路、收音機和宣傳機構組合在一起，並有良好裝備以進行侵略或抵禦外族入侵的好戰的民族。他們只是一群試圖終生享樂以盡天年的姜姜眾生，沒有人可以對他們這種權利表示懷疑。近十年來，所有的價值觀念都已傾覆，世界局勢一片混亂，不少詞語已不再是原來的意思，受尊敬的政治家也開始說假話；最為粗鄙的國度也可稱為“民族”，而渴望和平的開化的文明之邦也被迫武裝起來抵抗他國，否則就會有滅族之災；一個民族生存的權利是用槍炮的口徑和轟炸機的速度來衡量的；在這種時候，明智的人們就會質問：加人民族大家庭的好處何在？目前的中國則正被引進這樣一個民族大家庭裡，並且正在獲得一個位置。

然而，中國之進入世界大家庭，並非像一個新發現的親戚那樣去興高采烈地訪問，也不是一種進入和平、繁榮、幸福的“烏托邦”的浪漫冒險，而是一個浪子回到了一群吵鬧哭叫的強盜兄弟之中。在家門口，他受到了劍拔鴛張的歡迎。他必須透過這道門，以獲得一席尊重與平等之地，才可以吃到自己那份肥嫩的牛肉。如果這個浪子這時犯了猶豫，手無寸鐵，臉色鐵青，後悔自己曾經有過回來的念頭，希望自己仍能呆在大家庭之外，留連於煙花柳巷，或者留在正遭受極度饑荒的土地上，用豬吃的穀糠填飽自己的肚皮，如果他這樣想，誰能責備他呢？他認為留連於煙花巷裡，也許要比家宴上為一隻肥嫩的牛犢爭來鬥去明智得多，也文明得多。他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去鼓起勇氣參加戰鬥，成為一個鬥士。唯有這個途徑，他才能贏得他強盜兄弟們的尊敬。更糟的是，為了保全自己在餐桌前好不容易才爭來的一席之地，回頭的浪子不得不繼續武裝自己。他坐在放著肥嫩牛犢的餐桌前，一手拿著叉子，一手緊握匕首。在這樣一個家庭裡進餐，舍此別無他途。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夠談論中國在這個激烈爭吵的“民族大家庭”中的出現。

中國再生為現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