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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道學、參考書籍，以及許多上面已經提及的“筆記”，記載了雜亂無章、未經篩選、道聽途說、未曾分類的資料，內容涉及所有的宇宙現象，尤其偏愛那些怪誕的和超自然的現象。在流行書鋪內，小說也劃入此類。集部可稱為文學部，因為它包括了學者的文集、文學批評，以及專門的詩歌集和戲劇集。

科學的分類總比其內容顯得更加儀表堂堂。事實上，中國並無專門的科學可言，只有系統解釋古籍經典的小學和史學確實是經過確切分類的知識的分支，也給人們提供了煞費苦心去鑽研的領域。天文學中除了那穌教士的著作之外，其他都與占星術極為接近，動物學和植物學十分接近烹任法，因為許多動物、水果和蔬菜是可供食用的。一般書鋪裡，醫學通常與巫木和算命相放在同一個書架上；心理學、社會學、工程學和政治經濟學都蘊藏在筆記之類的書籍裡，其中有些作家的作品，被劃入子集的動植物學和史集的雜錄之中，他們獲此殊榮是因為他們筆記的專門化性質，但是他們的著作，突出者除外，在神韻和技巧上，與集部的那些筆記並無根本區別。

大體上，中國學者有三條造就天才的途徑：真正的學術研究，科舉仕途，還有經籍意義上的文學。我們可以照此把中國的讀書人分為三種型別：學者、貴族和作家。培養學者和舉子是兩條根本不同的道路，故而人們很早就需要作出抉擇。曾經有一個舉人，或稱第二級候補官員，居然從未聽說過作為儒學十三經之一的《公羊傳》。也有不少卓有學識的學者一輩子都寫不出一篇“八股文”，去透過科舉考試。

但是，古代中國學術的精神是值得讚美的。學者中的優秀者，能夠與西方的科學家相媲美。他們同樣執著地獻身於學術研究，含辛茹苦，儘管常常缺乏科學的技巧，他們的著作也常常不乏西方人那樣明晰曉暢的文體和縝密無懈的推理。在古代中國，做學問意味著艱苦卓絕的努力，要閱讀大量的書籍，且需具備一個幾乎超人的記憶力，因而只有終身致力於學業，才有成功的可能。有些學者能夠從頭至尾背誦洋洋大觀的司馬遷的《史記》。因為沒有任何索引系統，人們就不得不依靠自己記憶的貯藏量。事實上，容易在任何百科全書中找到出處的學問往往是被人看不起的，好的學者是不需要百科全書的。我們有不少這樣有血有肉的百科全書。如果真的需要查考出處，他們也畢竟不太在乎花費一時半刻，或者一天的光陰。英國貴族常常為獵取一隻狐狸而忙乎一整天，興致絲毫不減，中國的文人學士也以同樣的興致去“追蹤”自己的獵物。結果發現了與獵物毫不相干的東西時，他們也是同樣掃興，而迫蹤狐狸到了它的巢穴時，他們又是同樣振奮。正是有了這種精神，中國的學者才會單槍匹馬地創造出不朽的鉅著。比如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鄭樵的《通志》，以及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和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清初學者顧炎武在研究文化地理學的時候，時常隨身攜帶三車書籍出遊，一旦發現史籍與事實不符，或與老人們的敘述（他第一手材料的來源）有出入，他會當即在文獻上加以更正。

這種對知識孜孜不倦的探求，在精神上毫不遜色於西方科學家的工作。中國的學問中有不少領域可資苦攻和有條有理的研究。比方有說文、音韻史、古籍校勘、古籍整理，以及古代禮儀、習俗、典禮、房屋裝飾和習慣的研究，還有經籍中鳥獸蟲魚之名的查證核實，銅器、石雕、甲骨上的文字研究，以及元史中異族名字的考據等等。另一些人則醉心於研究儒家以外的先秦諸子百家，或者元雜劇、《易經》、宋代理學、中國繪畫史、古幣、中國的突厥語和蒙語等等，這一切都與師承和時尚等大有關聯。在清代中葉，中國的文學研究達到鼎盛時期，成果收入《皇清經解》和《續皇清經解》，有400種，共1000餘冊，包含某些對特別專門的學科和課題進行研究的文章。這些論著在本質和精神上，都與現代大學的博士論文極為相似。不過在學術上更為成熟，花費的時間也更長。據我所知，其中有一部作品竟花費了作者30年的光陰。

學府

但是，真正的科學家總是為數不多，西方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正如美國有不少Ph。　D（哲學博士）一樣，我們有不少官場上的候補官員，他們需要一個職位來獲取生活之資和他人的尊敬。也許中國的候補官員比美國的哲學博士給社會帶來的禍害更為嚴重。他們都透過了一場考試，這就意味著他們要用自己平庸的智力完成相當的勞作；他們也都是純粹出於商業上的原因來爭取某種資格；他們都獲得了一種教育，教給他們如何與書本打交道，如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