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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極端的單音節性造就了極為凝鍊的風格，在口語中很難模仿，因為那要冒不被理解的危險，但它卻造就了中國文學的美。於是我們有了每行七個音節的標準詩律，每一行即可包括英語白韻詩兩行的內容，這種效果在英語或任何一種口語中都是絕難想象的。無論是在詩歌裡還是散文中，這種詞語的凝鍊造就了一種特別的風格，其中每個字、每個音節都經過反覆斟酌，體現了最微妙的語音價值，且意味無窮。如同那些一絲不苟的詩人，中國的散文作家對每一個音節也都謹慎小心。這種洗煉風格的嫻熟運用意味著詞語選擇上的爐火純青。先是在文學傳統上青睞文縐縐的詞語，而後成為一種社會傳統，最後變成中國人的心理習慣。

這些文學技巧造就的困難，使得中國識字的人極其有限，這一點無需詳述。識字人的有限又反過來改變了中國整個社會結構和整個中國的文化氣質。人們有時會想，假如改用拼音文字，改用屈折語，那末中國人對他們的上級還會如此溫順和謙恭嗎？我時常感到，如果中國人能夠在其語言中多保留一些詞首或詞尾的子音，那末他們不僅能夠動搖孔子權威的基礎，並且很可能早就打破其政治結構，讓知識得到廣泛傳播，出現長期的承平氣象，並在其他方面得以穩步前進，發明更多諸如印刷術、火箭之類的東西來影響這個行星上人類文明的歷史。

學術成就

我們有一種非經典性的文學，也就是由那些敢於打破經典性傳統的無名作家所創作的想象的文學。他們直抒胸臆，為創作所帶來的歡樂而進行創作。

在討論這些構成西方意義上的優秀小說和戲劇之前，也許應該先考慮一下經典文學的內涵，考慮一下中國文學的特性，考慮一下眾多的文入學士們的生活與教養。他們靠人民養活，主要從事道德說教，沒有任何有意義的創造。那末，這些學者到底寫了些什麼，他們內心深處在想些什麼呢？

中國是一個學者的國度，文人學士是統治階級。至少在天下承平之年，十分提倡對學術的崇尚。這種對學術的崇尚甚至已經達到一種普遍的迷信程度，任何寫有文字的紙張都不可隨意丟棄或派其他不適當的用場，而是應該收集起來焚於學堂或寺廟內。戰亂年代，情形稍有不同，兵丁常常闖入文入學士家中，不是把古本珍本藏書用來饒火，就是用來擤鼻子，或者乾脆連房子一股腦兒付之一炬。然而這個民族的文字活力過於旺盛，兵丁們書燒得越多，人們藏書的規模卻越大。

在公元600年左右的隋朝，皇家藏書已達37萬冊。到了唐朝，皇家藏書計有20萬零8千冊。1005年的宋朝，編就了第一部類書，共計1000卷。接下去一個御覽版本是《永樂大典》，由永樂皇帝（1403～1424）召集人員編成，計有22877卷，裝成11995冊，收集了經過編選的古代稀有著作，清朝，乾隆皇帝最具有政治家風度之一舉，乃是詔令徹底清查尚存的書籍。其表面目的是要將其加以儲存，而另一個同樣重要的目的是銷燬那些對滿族統治流露不滿的著作。他成功地收集了36275卷冊，全書繕寫成七部，定名為《四庫全書》。但他也同樣成功地或部分或全部銷燬約2000部書籍（其中有的部分罹難，有的則是全書遭到厄運）。這次運動造成的文字獄約達20起之多，作者或被革職，或被監禁，或被鞭打，有的甚至喪命，有的宗祠遭毀，有的家人被賣為奴——這一切都僅僅因為一字之誤！《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所收書籍，都是依照正統標準認為值得加以儲存的。有不少書籍僅在提要裡簡略介紹了一下，卻沒能收入《四庫全書》以期永久流傳。這些準備永久儲存的書籍當然不會包括像《水滸傳》和《紅樓夢》這樣名符其實的獨創性著作。不過其中包括大量的“筆記”，寫的都是些雞毛蒜皮的瑣事，從歷史考據到香茗名泉，以及狐仙、水怪、節婦的小品，都是中國學者的興趣所在。

那麼，這些書裡講些什麼呢？考察一下由《四庫全書》統一流傳下來的中國國書的正統的分類系統是十分有趣的。中國的書籍分成四個大類：（一）經，（二）史，（三）子，（四）集。經部包括經籍及其註釋書籍，這浪費了中國學者的大部分光陰。史部包括斷代史、專門史、傳記、雜錄、地理（包括遊記、鄉土記或名山志）、行政體系、法律、法規、書目文獻和歷史批評，幹部之名，原借自周代諸子，後來包括中國各種專門技藝和科學（正如西方大學裡的哲學），有軍事、農業、醫藥、天文、占星、巫術、算命、拳術、書畫、音樂、房屋裝飾、烹任、草木鳥獸蟲魚、孔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