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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地被引用。

黨的歷史學家胡華一九八四年說：“這是黨的歷史中一個非常危急的時刻。徐和葉為制止一場衝突立了功。他們兩人都有功勞。”

他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毛保護了這兩人免遭“文化革命”之苦。

陳昌浩沒有派部隊，而派了紅軍大學的一個學生團和四方面軍的一部分人到巴西去。其中有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李特是留蘇學生，曾在列寧格勒學習過，習慣挎一把大左輪手槍。人們都知道他脾氣暴躁，喜歡罵人。他最後死在蘇聯。

毛決定對四方面軍派來的代表團和四方面軍留下的人講話。三軍團的人正朝俄界方向前進。

會議在“查爾斯頓劇院”式的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裡召開。三軍團的司令部設在旁邊一個村千里，俯覽著白龍河的支流巴西河（其實是一條小溪）。

年輕的紅大學員們舉著寫有“反對毛澤東逃跑”的字樣的標語旗在開會的喇嘛廟前示威。他們喊口號時就象和尚在唸經。

毛對他們說，想南下的，請便；願北上的，也請便，絕不強迫。然後，他請六七十名四方面軍的幹部來見他，其中也包括李特。這時，李德很警惕。他身高體壯，站在近處盯著李特，以防他拔槍向毛射擊。

毛對幹部們說，南下是沒有出路的。他說，至於不願意和黨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們可以作為先頭部隊先走一步。”

“我們先走，去開闢新的根據地，完成我們的任務。我們歡迎你們來參加我們的隊伍。我相信，一年之後，你們會來的。”（毛說對了，幾乎一天也不差。）

毛剛剛講完，李特跳了起來，大聲指責毛犯了“逃跑主義”和放棄江西蘇區等罪行。李德很擔心，以為李特已控制不住自己。他把李特緊緊地抱住。李特掙扎了一下，但擺脫不了李德那鐵一般的手臂。

上午八點，大局已定。不想北上的人回班佑去了。想繼續前進的人向北進發。這和一九二七年秋天發生的事一模一樣。那年，毛在井岡山前，面對一批不聽指揮的人和不願跟他走的人也這樣告訴他們，比他們回家，他率領著剩下的人繼續向井岡山行進，從而平息了一場動亂。

楊尚昆還記得他自己哭笑不得的處境。四方面軍的人把政治部裡所有的炊事員、腳伕和後勤工作人員都帶走了。雖然給他留下了一隻飯碗，可是沒人給他做飯。他只好加入了中央縱隊，同歷史學家徐夢秋和後來擔任宣傳部長的陸定一等人在同一個伙食單位吃飯。

不到一小時，毛也出發了。他沒有和別人走一條路，而是在警衛員及幾名親密戰友（周恩來和王稼祥躺在擔架上）的陪同下從喇嘛廟下山，透過一座木橋過了巴西河。那時（今天仍如此），橋板下接近水面的地方懸接著一隻犛牛頭，保佑木橋免遭洪水、惡煞之害。過河之後。直上對面的大山——納日寨，踏上了自己新的征途，今天很難判斷毛認為張要發起進攻的威脅是否真實。或許沒有那麼回事。但毛認為確實存在這種威脅、因而不願冒險。他一面上山，一面把後衛部隊留守在每一個山口和要塞，以防四方面軍追上來。楊尚昆說：“這是紅軍歷史上一個非常危險的時刻。如果真的打起來，我不知道今天我們這些人還在不在。”

向青教授——一位保守而謹慎的學者——指出，至今沒有找到任何客觀證據或文字材料可以證明張國燾準備以軍事行動迫使毛及其部下就範。他認為，假如確有此事，後來在延安處理張國燾問題時就會擺出來。他補充說，張國燾確實野心很大。中國的歷史學家們至今對這個問題還在激烈的爭論。

軍事博物館的秦興漢將軍也說，沒有發現張國燾準備武力解決中央的證據，他也沒見到過這份出了名的電報。但他相信張國燾確有野心，想接管整個紅軍。這一點在延安時曾批評過他。李先念說：“從最壞的方面講。這是張國燾篡奪黨權的一次公開嘗試。”

黨史專家王年一在《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仔細分析了那份電報（但他顯然沒有看到電文）。他的結論是。沒有確切證據表明張公開威脅要“軍事解決”。但是他說，黨內很多人都認為張確曾這樣威脅過，或者說張的行動暗含著這樣的威脅。毛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的一個附註裡強烈地暗示張打算“軍事解決。”

王年一舉出兩位權威人士，他們曾絕不含糊地說張打算採取“軍事辦法”。一位是李安葆，他在《話說長征》中肯定地指出，張曾“秘密下令進行軍事解決”。另一位是呂黎平，他在回憶錄《嚴峻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