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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秋收起義開始，他就一直住在農村，有時騎馬，有時步行。他身上的肌肉變得堅韌發達。可是目前他由於長期患疾病而身體虛弱。博連璋用最好的奎寧藥，治好了他的病，但未能有效地使他恢復體力。傅大夫一直鼓勵他多吃點東西。一天晚上，他給他帶來一隻燒雞。但他說這是特殊化，一定要傅分吃了半隻。

而這時和後來的相當一段時間裡，他一直坐著擔架趕路。擔架是由兩根堅韌的長竹杆和繩網組成的，既輕便，又有彈性，就象水手的網狀吊床一樣上下左右地晃盪。他那足有六英尺長的瘦高個兒，深深地陷在擔架裡，在睡覺時不會被晃出來，因此也沒有必要綁在擔架上。兩名年輕力壯的戰士抬著擔架，把竹杆扛在肩上。竹杆很長，因此他們可以看清腳下的路——在羊腸小道上走路，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

有的擔架上蓋著油布或油紙，這樣，在細雨濛濛的山區，擔架上的人就能免遭雨淋。毛澤東因此可以在雨中睡覺，而且常常如此。

差不多所有坐擔架的都是共產黨的高階領導人。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那時患了肺病，不時地吐血，長征的大部分時間她也是在擔架上度過的。

一九八四年身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青年團的領導人。長征開始後三天，他便患了瘧疾，一個多月才康復。他說自己能夠活下來應歸功於擔架和良好的醫療。

有意思的是，擔架變成討論政治的舞臺，為毛澤東重新掌權、領導長征免遭覆滅鋪平廠道路。

這些談話就在毛澤東和曾在舊金山當過編輯的洛甫，以及傷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關鍵的“布林什維克”王稼樣之間進行。王稼祥在整個長征途中都由擔架抬著。長征初期，他與毛澤東形影不離，晚上一起宿營，談呀，談呀，談個沒完。王平時沉默寡言，酷愛看書。和毛澤東一樣，他也出身於——個富裕農民家庭。他的父親想讓他接管家業，但他卻執意要上學，結果到上海，進了進步的上海大學。他參加了激進的青年運動，並於一九二五年前往莫斯科。他不能算在所謂的“二十八個半布林什維克”之內，但他支援過他們的觀點。

王稼祥長得瘦削。他受傷前就瘦，受傷後更瘦，一輩子都瘦。他的夫人朱仲麗形容說，他的臉略呈方形，前額顯得較寬。他善於演講，雖不象毛那樣質樸，但也不乏幽默感。他最喜歡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不過他什麼書都讀。從俄國回來後，他特別喜歡高爾基和托爾斯泰的著作。

在擔架上和簧火旁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和王稼祥互相越來越瞭解，並有機會分析在江西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毛談到戰術上的錯誤，特別是導致廣昌慘敗的錯誤。他的論點給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王便倒向了毛的一邊。後來，毛澤東認為在擊敗李德和博古的鬥爭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幾個月來一直在向毛澤東靠攏。他們夏天在雲石山上的多次談話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確的。四月在廣昌遭到失敗後，洛甫就曾嚴厲地批評過博古。他說傷亡太大，對於紅軍來說，打步步為營的堡壘戰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這樣下去，紅軍不可能取得勝利。

李德不懂中文，因而聽不懂他們的討論。但他猜到了大意，勸解這兩入說：“你們兩人都是從蘇聯回來的，你們必須齊心協力，中國革命需要你們齊心協力。”

李德的勸說沒有奏效。洛甫和博古等人愈來愈疏遠了。他發表了一篇文章，說他們不能光打蔣介石，還要同“左傾機會主義”和片面維護蘇聯的觀點進行鬥爭，矛頭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

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見，他們都認為應儘早要求召開會議，以解決軍事領導權的問題。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註定要失敗了。

李德對於擔架上的“陰謀”一無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正在同別人談話，而且也知道這對於他的事業沒有好處。在回憶錄中，他抱怨毛澤東四處活動，一會兒找這個指揮員談，一會兒又找那個指揮員談，引來了對博古和他本人越來越多的批評。

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稱為“核心小組”，或者用李德的話來說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麼名稱，這三人正漸漸地奪取著長征的領導權。

坐在搖晃不定的擔架上發表議論的毛澤東不是什麼鄉巴佬，而俄國入和中國“布林什維克人”卻常常這樣描繪他。這隻能說明他們自己是多麼愚昧無知。這些布林什維克人大都只有二十幾歲，他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　（後來改名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