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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築工事（上一年共修了三幹個碉堡），控制了所有的通道。這些碉堡在共產黨人周圍逐步形成一個堅固的包圍困。馮·塞克特將這包圍圈越縮越小，切斷了被圍困地區的貿易，使那裡的大米或玉米無法出售；沒人能出入這些地區；農民們好幾個月吃不上鹽，用不上煤油，買不到棉布。

還有另一方面的變化。在蔣的第五次“圍剿”之前，共產黨人一直採用“打了就跑”的戰術，把國民黨軍隊引進蘇區腹地，然後用伏擊戰把他們打得暈頭轉向。共產黨人繳獲了大量武器彈藥，並以成千上萬的國民黨俘虜來補充自己的兵員。

後來就不是那樣了。現在，共產黨人正在同蔣介石進行正面的、代價高昂的戰鬥，以保衛他們的土地，似乎每一寸土地對他們都是寶貴的。一九三四年四月廣昌一戰，他們和國民黨軍隊打成僵局，至少傷亡了八千人，也許更多。蔣介石的損失也差不多。但是蔣介石可以透過拉夫來補充損失，共產黨則不能，即使共產黨能打贏這種戰爭，他們也無力承擔因此而造成的犧牲。

蔣介石乘著他那架嶄新的，閃閃發光的福特三引擎飛機北上時，躊躇滿志地展望著前景。共產黨人使他無法積聚力量來對付地方軍閥，而這些軍閥又無時無刻不在策劃反對他。掃清共產黨人以後，他甚至可以爭取到一個外國盟友，這樣，和日本人打交道時，就更有力了。日本人佔領了滿洲，現正威脅著中國內地。希特勒在幫助蔣介石打共產黨人——希特勒或許可以悄悄地幫助蔣介石。蘇聯人也可能幫忙，但蔣介石和共產黨人打仗時，斯大林是不會幫助蔣介石的。不過，斯大林是個現實主義者。面對日本的威脅，一個在蔣領導下的、統一的中國對斯大林來說是大有好處的。

蔣介石從南昌向北飛行。他飛過長江，飛過南方的大片稻田，飛過黃土高原的山丘。共產黨人還被圍困在贛南那個角落裡，包圍困越縮越小。讓他們去掙扎吧。這回他們可跑不掉了。照《民國日報》的說法，“今年他們就要被消滅了。他們四面楚歌，潰敗已指日可待了。”蔣介石回來後，就要下令發起最後的進攻。

蔣介石堅信，共產黨在江西的氣數已盡。對於這一點，南昌城裡沒有多少人會認真地提出異議。在中國的其它地方，人們只是模糊地感到共產黨的存在，而南昌則對共產黨比較熟悉。共產黨於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城舉行了著名的南昌起義，接著南下，企圖拯救被蔣介石血腥扼殺在上海的革命，從那時起，共產黨就已聞名南昌了。

南昌起義的關鍵人物是一個二十九歲的青年，他相貌英俊，才華橫溢，能言善辯。他一生都在中國共產黨內擔任高階職務。這個人就是周恩來。他自稱出身於“破落官僚家庭”。和同代的許多中國青年一樣，他毫不猶豫地參加了激進的學生運動，漂洋過海到歐洲（巴黎和柏林）去工作（法國的雷諾工廠）、學習，併成了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的建立人之一。

一九二七年是中國政治發展程序中的一個分水嶺。其高潮是北伐戰爭。由蔣介石領導的北伐軍一九二六年從廣州出發，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作為盟友並肩參加了北伐戰爭。北伐的目標首先是武漢，第二步希望直取北京。周恩來奉命前去幫助上海的工人起義，卻因時機不成熟前兩次起義被鎮壓下去。第三次起義宣告成功，幾十萬工人湧上街頭，奪取政權，準備迎接蔣介石和北伐軍進上海。

然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清晨，一聲號角在上海吹響，迎來的不是周恩來和他的同志們期待的革命勝利，而是一個“頭顱的筵席”。就在工人們手舉旗幟，準備歡呼“國民革命軍萬歲”和“蔣總司令萬歲”的時刻，蔣介石和他在黑社會的舊友們達成了一筆交易。法租界稽查局長、青幫頭子黃（金榮）大麻子和他的幫徒開始行動了。幫徒們在閘北、南市、吳凇和浦東地區撲向工人，蔣指揮的北伐軍卻袖手旁觀。大刀揮舞，機關槍呼嘯。

死難者不下數千，有的被槍殺，有的被砍頭，還有的被活活扔進了烈火熊熊的火車頭鍋爐裡，蔣介石懸賞八萬元取周恩來的首級。共產黨指揮部設在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印刷廠的東方圖書館內。工會領導人顧順章剛從樓裡逃出來，過了一兩分鐘樓門就被砸開了。

多年來出版的各種書刊報道都說周恩來被國民黨軍隊逮捕，但又逃脫了，可能是化裝一個女人。安德烈·馬爾羅在他描寫上海慘案的小說《人的命運》中也講到了這件事。但是，周恩來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告訴埃德加·斯諾：“情況完全不是這樣。”

實際情況是：大屠殺的次日，周恩來由六名衛兵和顧順章陪同，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