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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駐在寧都的第二十六路軍在共產黨的配合下，舉行反蔣起義。為了等待一批共產黨需要的冬裝和補給物資，起義甚至推遲了一天，改在十二月十四日舉行。十四日晚，參謀長趙博生請他的部下到寧都梅河畔佈滿圓柱的路德教堂內共進晚餐。他的總部就設在這裡。軍官們在二樓用餐，警衛員們在樓下用餐。席間，趙博生派出親信部隊包圍了這幢房子並宣佈起義。兩名軍官從二樓陽臺跳下來，企圖逃跑，其餘的都參加了起義。最後，十一個團中的九個團，總共一萬七千人起義。投入共產黨方面的事業。這些起義部隊改編為共產黨的第五軍團，成為紅軍中最可靠、最守紀律的隊伍之一，在長征中發揮了很好的後衛作用，一次又一次地使主力擺脫危境。

在寧都起義中，共產黨人工作沉著，有條不紊，信心十足，而與第十九路軍打交道時，某些人似乎都成了呆子。最初的接觸還不錯。八月上旬，彭德懷的第三軍團正在閩西作戰。這時，一名代表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的“陳先生”（陳公培）拜訪了彭德懷。

彭請“陳先生”吃飯，並象彭後來寫的那樣，用一個鐵皮大臉盆盛滿了“從惡霸那裡沒收來的”豬肉、雞蛋招待他，當晚談得很成功。陳先生從如何聯合抗日到存在的疑慮無所不談，很多問題都得到了解答，陳先生接著又去了瑞金，並在那裡找共產黨中央進行談判。但是訊息傳到上面之後，中央委員會決定不和他打任何交道。他們反而批評了彭德懷——不是因為他與“陳先生”進行了交談，而是因為他在宴會上用洗臉盆盛菜太失禮了。

這件事被擱置了一段時間，後來又從瑞金派了兩人去同蔡廷鍇會談。一位是吳亮平，後來當了人民共和國的經濟部長（也曾擔任過李德的翻譯），另一位叫潘漢年。他們是由作為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本人和相當於總理的洛甫派出的。據說談判是成功的。這兩人回來後向毛澤東、洛甫和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說他對大家能夠聯合一起反對蔣介石感到高興。這份報告在沙洲壩散發，當時洛甫和毛澤東住在這裡同一幢房子裡。

關於十九路軍發動事變的決定，意義十分重大。它一旦成功，就可以確保共產黨人突破蔣的封鎖，使他們的事業得到全國甚至國際上的支援，使紅軍被外界所知。當時大多數中國人（外國也很少有人知道紅軍）以為紅軍只是偏僻山區的一小股叛匪而已。

除了福建本身的意義外，甚至還有其他有利因素：當時，廣東軍閥對蔣介石持敵對態度。如果共產黨人與第十九路軍結盟，廣東軍閥也許有可能加入這一聯合力量。有了廣東的支援，其他軍閥也可能參加進來。福建有福州這個海港城市。另外，蘇聯還有可能——儘管實際上不大可能——透過福州建立一條對外的運輸線。

這個機會喪失了，因為共產黨人內部意見分歧。共產國際的首席顧問曼弗裡德·斯特恩仍在上海。他激烈反對與十九路軍結盟，他稱這支軍隊“只不過是一支軍閥部隊”。李德似乎對此半心半意，認為只能按照弗裡德的指示行動。後來，他聲稱博古和周恩來都贊同聯盟，但其他人，包括毛，都對此表示反對。當代歷史學家找不到根據證實這種說法。他說最激烈的反對者是“中央委員會上海局”。不管他的意思是什麼，當時，此“局”是由一小部分下級幹部主持的亂攤子，不久就被蔣介石的秘密警察消滅了。

乘共產黨人自相爭吵之機，蔣介石把十九路軍消滅了。

一九三四年共產黨領導在各方面都表現出內部不和——朱、毛堅決果敢的戰略已不復存在。決定是由那些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戰鬥經驗的人作出的，這些人更加缺乏與人民（他們稱之為群眾）打交道的經驗。莫斯科和上海相距幾千裡，卻企圖發號施令。李德已在中國一年多了，但仍不瞭解這個國家，不瞭解中國。他不懂中文，也不肯學。他不瞭解這個國家的地形和地理，他不知道江西人和貴州人之間有很大的差別。一個江西人在福建，或一個福建人在江西時，由於不懂當地方言而不能與周圍人講話，離家幾百裡就不知道怎麼回家或能不能回家，對這樣的人的心理狀態他一無所知。

長征開始兩天以後，一些戰士衝到楊成武政委面前提出問題時，李德大概是無法理解他們的。那天，隊伍在彎曲狹窄的山路上行進，沒有一個人說話，戰士們低著頭匆匆向前趕路。突然，兩名江西的戰士氣喘噓噓地跑到楊成武面前。“

“政委！”其中一名喊道，“我們已經走了兩天了。我們究竟要往哪兒走啊？我們還要這樣走多少天啊？”

這兩名戰士——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