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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他們雖然打了一些勝仗，但沒有證據說明他們曾把任何敵軍引出了中央蘇區。

這些部隊行動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這一點在今天是很難想象的。仲夏時期的部隊行動怎麼會有助於十月底紅軍的大規模轉移呢？　這一時間的選擇是沒有道理的。兩者沒有什麼聯絡。

北京的革命軍事博物館的秦興漢將軍後來說：“這是一個令人迷惑不解的問題。”秦認為物資準備和新的擴紅工作開始得較早是為了使紅軍能有準備地應付各種緊急情況。紅軍在被迫的情況下是可以撤離根據地的。然而，第六軍團和第七軍團突圍的時間則是另外的問題。他們與十月中旬的長征好像沒有什麼聯絡。即使他們牽制了大批的國民黨部隊——其實他們沒有——也沒有證據說明早在仲夏時節博古和李德就已打算放棄這一地區。

翻譯伍修權是個有學識的將軍，他聽過李德和博古之間（還有周恩來）的討論，他可能比任何倖存者都更瞭解一九三四年的指揮決定，然而連他也無法提供有關這一問題的線索。他說：“我覺得很難恰當地回答這一問題，必須由你自己來回答了。”

他認為第六、第七軍團的行動是在紅軍大量徵兵以補充缺員的時候用來轉移國民黨的視線的。當我問道，七、八月份的轉移怎麼會有助於十月中旬的長征時，他回答說：“你的疑問是有道理的。”

長征問題專家王願堅稱紅軍起初的行動是“交響樂的序曲”，但是序曲同交響樂似乎不是一個調子。

更使人不解的是第二十五軍的轉移。二十五軍是留在鄂豫皖邊遠地區的一支殘餘部隊。它原屬第四方面軍，後來四方面軍撤到了川北。二十五軍原有大約七千人，但到秋天減少到了二千九百人。

一個名叫程子華的紅軍政委五十年後回憶道，關於這個問題，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來曾把他叫去談過好幾次話。程子華現年七十四歲，身上還帶著紅軍生涯給他留下的傷疤。他的雙手雙臂部受過重傷，右手現在還捏不起拳頭，而是象一個爪子。他用左手寫字，而左手也被子彈打傷，從未經過很好的治療。

如果程子華的記憶準確的話，他同周恩來的談話證實了長征之前進行長時間準備的理論。程回憶說，周曾告訴他，紅軍處境困難　（當時正值廣昌戰役慘敗之後，也正是把財物從山頭上搬運下來的時候　）。周恩來說，國民黨比紅軍強大得多。共產黨的根據地正在縮小，這就減少了人力、物力的來源。紅軍面臨著“現實的危險”　—一如果紅軍無法獲得自給，根據地就將喪失　怎樣解決呢？周自問自答說：紅軍準備開始長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據地，使之能夠得到物資和人力，重新開始壯大隊伍。

周恩來說，如果紅軍這樣做，國民黨就會撤回他們的封鎖部隊，這將會對形勢發生莫大的影響。周就是要同程子華討論這一形勢——即二十五軍的處境。這支紅軍部隊的壓力很大，它急需加強領導班子。地方黨要求給予幫助。周派程子華負責二十五軍的軍事工作，並把它轉移到新的根據地。周告訴他，紅軍主力即將採取的行動會有利於他執行這項任務。

程子華匆匆離開了瑞金，然而要到達二十五軍那裡卻並非易事。他先到蘇維埃根據地的南部，再從那裡偷越邊界進入廣東“白”區，接著去汕頭港，從那裡再乘汽輪去上海。他從上海經長江至漢口，最後於九月到達鄂豫皖地區。這時，長征很快就要開始了，但他在幾個月後才獲悉長征的訊息。程子華和地方領導決定把二十五軍轉移到距鄂北更遠的山區去，轉移到豫西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區。這支部隊被重新命名為第二抗日先遣隊。第一支先遣隊是已被消滅的第七軍團和第十軍團。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程子華率領二幹九百人出發了。

二十五軍的行動只與當地情況有關，同任何其他因素聯絡起來都是牽強附會的。同時，似乎也不可能假設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來就為紅軍的大轉移作了充分的籌劃。

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期。國民黨第十九路軍也在這時遭受了莫明其妙的挫折。它駐在緊挨著蘇區的福建，是一支獨立的、非常愛國的部隊，因在上海英勇抗日而聞名於世，卻被蔣介石流放到福建，因為蔣介石懼怕它反日的愛國情緒和對他的政策的挑戰。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軍軍長們發動了“福建事變”成立了獨立的政府。這是對共產黨人有利的形勢，本來可以利用這一時機聯合一支強有力的軍事力量，使全中國共同反日——共產黨宣傳的主題。如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那樣，這正是毛澤東和他的助手們善於利用的一種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