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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美國護照就不大可能被逮捕。李德抵達時，共產國際的首席待派員叫亞瑟·艾尤爾特。李德在德國時就認識他。李德來之前，上海還有一位名叫艾爾·白勞德的共產國際特派員，此人後來成為美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另一位名叫尤金·丹尼斯的人，他是李德離開後來上海的，他後來成了美國共產黨的負責人。還有一位叫哈里·甘尼斯，他也曾在上海乾過一段時間，後來成為紐約的共產黨報紙《工人日報》的主編。

理查德·佐爾格一九三零年一月到上海，建立了著名的蘇聯軍事間諜網。他在共產國際工作過，當然認識李德。儘管德國人和奧地利人的秘密活動都嚴格地各自為政，他們常常與對方的人不期而遇。佐爾格與莫斯科建立了自己的聯絡，與蘇聯設的另一個地下中心哈爾濱也建立了同樣的聯絡，不過共產國際不能利用他的軍用聯絡線。

史蒂夫·納爾遜和他的妻子在一九三三年擔任共產國際的信使。他們當時給上海局帶來了中國駐莫斯科代表王明的指示和活動經費。尤爾特是該局的負責人。據納爾遜回憶，撤離瑞金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就開始討論了。王明指示他們自己做決定。尤爾特傾向於不撤離，而中方代表卻說他們必須離開。

化名克萊伯的弗雷德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曾顯赫一時。和李德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在奧匈軍隊中服役，曾被俄國人俘虜。加入布林什維克後，他參加了俄國內戰，隨後去了伏龍芝軍事學院。

據李德說，他和斯特恩很快發生了爭吵；但是斯特恩的到來使李德有可能繼續深入到“紅色首都”去。一九三三年十月初，李德藏在一艘貨運船夾艙裡被偷運過贛江。在蘇區他受到共產黨部隊負責人鄧發的歡迎，陪同鄧發的是手持紅穗短刀的警衛員。鄧發樂呵呵地剛著嘴，李德以為他們倆將成為摯友。

到中國不久，李德就知道，他支援中國共產黨內博古領導的那一派，是被人們稱為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由在莫斯科留過學的堅決擁護蘇聯路線的一批中國青年人組成。王明是他們的領導。他基本上是常駐莫斯科的。他們一致反對的是毛澤東。

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權力，他在軍事方面的特長是能言善辯。他舉例時可以引用凱撤、塔西陀、拿破崙、弗雷德裡克大帝、克勞塞維茨和毛奇等一連串名人的話。他決定問題從不猶豫不定。

在與翻譯伍修權及其他人的交談中，李德一點點地談出了自己的經歷，他講的情況與這位“街壘戰士”的傳說在許多方面都不一致。

據伍修權回憶，李德說自己是奧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響時被奧匈聯軍徵募入伍，派往東部前線作戰。一九一六年李德做了俘虜，關押在西伯利亞，奧地利的許多戰俘，包括捷克人、匈牙利人、拉特諾人和斯洛伐克人都被關在那裡。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爆發後，幾乎所有的奧地利戰俘都站到了俄國革命的對立面，而李德卻參加了紅軍，投進了俄國的懷抱。

李德談到自己曾晉升為騎兵團的參謀長　（一些當事人對李德所徑的部隊和軍階、職務的追述都不一樣　）。在俄國內戰中，他在烏克蘭和自俄羅斯打了三年仗，之後，由於在軍隊服役中表現優異，被送到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了三四年。

由於他的知識和背景，他被選中派往中國工作。他接受了一項特殊任務：為中國共產黨訓練騎兵。此時中共的部隊裡缺少騎兵　（鑑於山區地形崎軀不平，道路狹窄，騎兵部隊行動不便，因此也不大需要騎兵）。

無論是伍修權還是任何別的中國人都從未懷疑過李德自我介紹的可靠性。李德告訴伍修權說，共產國際給他奧地利護照的原因是，他一旦被懷疑，可藉此掩護自己。他的戰爭經歷對博古和具地“布林什維克”來說是太專業化了，他們不可能提出異議，因為他們都沒有多少軍事理論知識。

據伍修極回憶，李德第一次與毛澤東會面時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澤樂的想法，他說“游擊戰爭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他認為現還紅軍應該站穩腳跟，開展常規戰爭，不能放棄一寸土地。李德深受優龍芝軍事學院盛行的德國軍事理論的影響。他的主張與蔣介石的顧問馮·賽克特如出一轍。李德認為紅軍必須用自己的碉堡戰對付馮·賽克特的碉堡戰。

據有的中國指揮員後來介紹，李德並不是只知道塹壕戰和只贊成打陣地戰。但是，李德確實頑固地反對毛或者任何紅軍指揮員繼續開展或恢復他們隨心所欲的作戰體制。李德把他的進攻戰術歸結為“猛烈的短促突擊”，從而給國民黨軍隊以沉重打擊。然而這個戰術並未能有效池消滅國民黨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