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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護照上）；卡爾·瓦格爾；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國名字　（他認為李德的意思是姓李的德國人　）；華夫是他在中國刊物上發表文章時使用的筆名（他自己認為這個名字的意思是中國男子漢）。當然他肯定還有別的化名。多年來，除了極少數人外，外界對他一無所知。

他對自己的經歷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不過在他的回憶錄中公佈的一種正式說法是，他原籍德國，名叫奧托·布勞恩，生於一九零零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德軍中作戰，並在巴伐利亞參加了革命軍隊，—九一九年四月在慕尼黑進行過街壘戰。一九二零年他作為德國共產黨的工作人員被捕入獄，坐牢八年，一九二八年他以驚人的方式越獄，秘密逃往蘇聯。俄國人送他上了伏龍芝軍事學院，他在這裡接受了戰術和戰略方面的訓練。隨後轉到共產國際，被分配到中國工作。

傳說選派李德去中國的原因是他有多種語言知識（會德文、俄文和英文）以及他在德國革命期間積累了街壘戰的經驗。有人說他是在慕尼黑參加的街壘戰，有的則說是在柏林。

據說，他的街壘戰經驗是他到中國工作的最關健的原因。共產國際希望中國革命成為俄國革命的重演——搞城市起義。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確實在上海屠殺了起義的共產黨人和工人。但是，用朱德的話來說，如果一九二七年是中國革命的“一九零五年”，那麼下一步就將是“一九一七年的彼德格勒”。據莫斯科的設想，上海這樣的事件無疑還會再次出現，屆時，奧托·布勞恩這位德國的街壘戰戰士將比周恩來在一九二七年幹得更出色。

關於這位獨裁、專制而又架子十足的人被派往中國的上述原因難以得到全部證實，不過以上就是中國革命運動中反對毛澤東的所謂“俄國”派所得到的印象。

李德一九三二年離開莫斯科，向東經橫跨西伯利亞的鐵路到達滿洲里火車站，在這裡越過邊界進人中國滿洲里。據他後來說，他身上帶了一本“新的護照，一本使用布勞恩這個名字的奧地利護照”。

根據他自己在回憶錄中的描述，李德於一九三二年春抵達哈爾濱，“去一些地方進行了調查研究”（他沒提是去什麼地方），隨後乘火車到大連，轉乘輪船抵達上海，於一九三二年秋天住進了英國殖民者特別喜愛的老式的阿斯特旅館。幾星期後，他搬進了一套“美式公寓”。他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講，而且對中國革命的背景一無所知。與大多數派往中國的俄國代理人一樣，他腦子裡對中國的瞭解僅是白紙一張。但是他在執行命令方面是完全可以信賴的，而莫斯科所器重他的就是這一點。儘管莫斯科當時沒有、後來也從未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有過多少了解，然而，對中國革命卻下了很大的賭注。它在中國共產黨身上花了大筆的錢，而且還透過柏林銀行給上海的國際紅救會提供大量資金。

李德在執行任務時是很勤懇的。他拿著史沫特萊的介紹信去了一趟北平。史沫特萊是一位熱情但又信奉無政府主義的美國人。她把自己的命運先是與俄國革命聯絡在一起，後來是印度，現在又是中國。靠她引見，李德結識了埃德加·斯諾和海倫·斯諾。埃德加·斯諾當時在燕京大學任教，而海倫·斯諾則在該校學習，他們都同情革命和改革。斯諾夫婦當時不信任這位三十二歲的德國人，李德也不信任他們，他似乎懷疑斯諾夫婦和史沫特萊可能是美國間諜。海倫·斯諾則永遠未能改變對布勞恩的反感，在她眼裡李德是個好色之徒（不少中國人有同感）。

李德到中國時，本來已危在旦夕的上海共產黨地下組織在蔣介石的秘密警察的打擊下已土崩瓦解。最初的幾天災難，在李德到來之前就發生了，許多共產黨高階幹部被告密出賣，被捕遇害。

白色恐怖使得共產黨在中國幾乎無安身之處，危險性最小的地方是贛南的朱、毛中央蘇區。黨的領導人在一九三三年初就從上海轉移到了紅色首都江西瑞金。李德是後來追上他們的。他先是不得不留下來等待一位新的軍事顧問的到達，他是李德的上級。最後，在春末夏初的時候，李德在上海街頭碰上了他的新任上級。

此人就是曼弗裡德·斯特恩，他的俄國別名叫弗雷德。他後來在西班牙內戰時期作為共和軍的“克萊伯將軍”而名聲大噪。弗雷德長途跋涉，經歐洲、美國、太平洋和日本，轉了半個地球，最後抵達上海，卻未能與聯絡員接上頭。

上海是蘇聯地下活動的中心，許多蘇聯情報人員都是德國或美國籍。美國人最受歡迎，因為正如史蒂夫·納爾遜——一名在那裡工作的著名的美國共產黨人所說的那樣，美國人待有所謂金皮護照，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