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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司法中心主義相反，這裡假設法院和其他第三方不介入這種協議。Klein和Leffler說得很清楚：“我們始終假定……合同不能由政府或任何第三方執行”（Klein　and　Leffler；1981；p�616）。19世紀後期中國臺灣的商業契約法就明顯類似於這種情況（Brockman；1980）。Stewart　Macaulay關於商務合同的非正式性的論述在實質上也與之相似：“通常，商人們並不覺得他們有‘一份合同’，而是感到他們有‘一種安排’。他們說‘取消安排’而不說‘違揹我們的合同’。”（Macaulay；1963；p�61）

誠然，純粹私人安排是一種極端情況。正如Robert　Mnookin和Lewis　Kornhauser所說，私人安排總是在“法律陰影”下運作的（1979）。Galanter認為，刻畫契約研究的更好方法是，“法律處於固有安排的陰影之中”（Galanter；　1981；　p�23）。對此有很多解釋。要點是在任何綜合性的契約研究中，恰當地給法律提供一席之地。這足以佐證我的觀點：各方私下設計雙邊合同保障條款的激勵是法庭裁決效力的函式，並且隨著交易特徵的變化而變化。特別是，在這裡所描述的交易中，法庭受到了種種嚴格的限制。

B�本文的一些特點（Some　Attribute　of　this　Article）

本文用交易成本術語來考察自我實施協議。假定締約代理人是有限理性的，如果環境允許的話，會有機會主義傾向。鑑於之前我強調的是企業而不是市場機制，在這裡我只研究市場調節下的交易。於是利益的治理問題就包括各種契約選擇。

儘管抵押品既具有事前（甄別審查）影響又具有事後（保證）影響，這裡主要關注的是事後契約履行的情況。本文以前的一個版本已簡要地考察過各種事前甄別屬性（1982a；p�6~9）。然而，對甄別均衡的評估是複雜的，同時也不是討論的關鍵所在。對甄別均衡問題的討論，參見Michael　Rothschild　and　Stiglitz；1976；以及John　Riley；1979a；1979b。這也是研究自我實施協議文獻的焦點。此外，與Telser和Klein�Leffler類似，這裡所關注的跨時（intertemporal）契約的特徵是不確定性與交易專用性資本，但在其他方面則存在著重大差別。

儘管Telser認為“對於一系列隨著時間不斷進行的交易來說，終止日期既不為人知也不確定”（Telser；1981；p�30），因為使用此模型的任何有限的交易序列都可以被分拆（p�29），但我所考慮的交易可以是有限的，事實上，一般也都是有限的。而且，與Telser的著作相比，交易專用性資本的作用在本文中體現得更為明顯，而且得到了更充分的闡述。

Klein和Leffler研究的自我實施協議也是無限期的，而不是有限期的。抵押品模型進一步區別於Klein和Leffler的研究，因為（1）他們討論的是最終產品市場上的質量不確定性，而我假定質量已知，並關注中間產品市場的隨機需求；我在第Ⅳ部分B節對特許經營的討論與Klein�Leffler的觀點類似，並假定需求外部性的原因是質量不確定性。第Ⅱ部分所闡述的抵押品模型並不直接適用於這種情況，但其精神實質在以下三個方面是相通的：（1）與買方一樣，特許經營者也得在各種備擇契約中進行選擇；（2）投資於專用性資產的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這具有更好的激勵效應；（3）沉沒成本技術更有效率，它使得在Klein�Leffler的論文中至關重要的無效率權衡失效。（2）他們的“基本理論結果”涉及犧牲“最小成本的生產技術”以保證質量（1981，　p�618，　628~629），而抵押品模型不涉及任何犧牲（誠然，用抵押品支援交易的做法鼓勵投資於成本較低的專用性資產技術）；與Klein�Leffler提出的觀點相反，在質量保證模型中，總成本不一定會增加，因為投資從可逆（固定成本）技術轉移到了不可逆（沉沒成本）技術。這樣，生產方就可以修建一座帶有獨特“標誌”的大廈，而不是修建一座難以歸類的通用大廈。耐用性投資可以是相同的，但從第二棟大廈實現的替代價值或許要低得多。第二類設計所表明的長期承諾減輕了客戶的質量波動風險，這就是Klein和Lef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