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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如此艱難，充滿了挫折感。

安德烈給媽媽寫信，“你———身為母親———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歐洲十八歲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實實地告訴你：沒錯，青春歲月，我們的生活信條就是俗語所說的，‘性、藥、搖滾樂’。只有偽君子假道學才會否定這個哲學。”

作為母親的龍應臺（2）

龍應臺收信後緊張得要命，“請你告訴我，你信中所說的‘性、藥、搖滾樂’是現實描述還是抽象隱喻？儘速回信。”

“能不能拜託你，不要只跟我談知識分子的大問題？”安德烈回信給母親，“生活裡還有最凡俗的快樂：‘性、藥、搖滾樂’當然是一個隱喻。我想表達的是，生命有很多種樂趣，所謂‘藥’，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該你全心投入，盡情燃燒的東西。……‘搖滾樂’不僅只是音樂，它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品位的總體概念：一種自我解放，不在乎別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對不可知的敢於探索，對人與人關係的聯絡加深……”

安德烈寫信給母親，“MM，你跟我說話的方式，還是把我當十四歲的小孩看待，你完全無法理解我是個二十一歲的成人。你給我足夠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嗎？你一邊給，一邊覺得那是你的‘授權’或‘施予’，你並不覺得那是我本來就有的權利！對，這就是你的心態啊。也就是說，你到今天都沒法明白：你的兒子不是你的兒子，他是一個完全獨立於你的‘別人’！”

在安德烈眼中，龍應臺並不是一個著名的作家，而是一個與天下所有母親無異的母親，溫和，關愛，瑣碎，甚至有點嘮叨。

龍應臺也意識到兩人的差異，“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們人生哲學的差異被凸顯了：他把寫作當作‘玩’，我把寫作當‘事’。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也出現對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認真；我有八分的認真，二分的知性懷疑。他對我嘲笑有加，我對他認真研究。”

在安德烈眼中，龍應臺既是睿智的知識分子又是不懂事的“小紅帽”，缺乏品位的“麻布袋”；龍應檯面對獨立且充滿青春自信還有些叛逆的安德烈，又是傷心又是安慰。

曾有記者問安德烈，如果龍應臺現在二十歲，她可能成為你的女朋友嗎？安德烈斬釘截鐵地回答，“不可能！”安德烈對他與母親的差異有一個精闢的描述，“It‘stheagegap，notthegendergap。”（這是世代差異，不是性別差異。）

終於，這種價值觀和生活態度的差異在一次對抗中得到最充分最徹底的體現。2007年夏天，安德烈和飛利普都計劃到上海來做暑期實習，龍應臺也興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一個做母親的快樂想像：母子三人共處一室，在上海生活一個月，多幸福。

但是現實擊碎了龍應臺夢想的和諧圖景。21歲的安德烈說，“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獨立空間，為何又要和媽住一起？難道以後我到某一個城市去工作了，做媽的都要跟著嗎？”

龍應臺可憐巴巴地說，“難道，連一個週末都不肯跟我去玩？”二人眼晴都不眨一下，異口同聲地說，“媽，你能不能理解：我們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無奈之下，到了上海，龍應臺只得與安德烈和飛力普分住兩處。龍應臺後來寫信對兒子說，作為一個母親，她當時真的很受傷。“我尊重你們獨立自主的‘歐洲價值’，你們能否也照顧一下老媽‘注重親情’的‘亞洲價值’？”

當然，在雙方的信中，話題所至，不僅僅有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差異與交鋒，更有對這些差異來由的各自說明；有貧與富、左與右，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這樣嚴肅的話題，也有關於著裝品位，談什麼樣的女朋友這樣的輕鬆話題。

中年父母與青少年子女的隔膜是一個普遍現象。龍應臺與兒子的通訊與其說是對這些問題給出了答案，不如說是給出了一個交流討論的姿態。別具一格的家書引起了中年父母與他們的青少年子女的廣泛共鳴。“當讀者的信從世界各地湧入的時候，我確實嚇了一跳。”

“這本書對我的意義很重大，可能超過我的代表作，什麼《野火集》啊，《請用文明說服我》那種東西。”龍應臺說。

（2007年12月7日《南方都市報》）

《親愛的安德烈》語錄

十八歲的兒子，已經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他在想什麼？他怎麼看事情？他在乎什麼不在乎什麼？他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他為什麼這樣做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