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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康平路只相隔數百公尺。

頭髮花白、年近六旬的曹荻秋，此刻正坐在衡山賓館裡。雖說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是陳丕顯，但是因為他當時查出患鼻咽癌，處於休養之中，於是，曹荻秋站在第一線，他已經成為全市造反派炮轟的目標，便從康平路轉移至此辦公。

他原名官仲榜，號健民，一九○九年八月二日，出生在四川資陽縣南津驛鎮。他改名曹荻秋，取義於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詩句：“楓葉荻花秋瑟瑟。”

早在一九二九年，曹荻秋便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年出任中共四川溫江縣工委書記。一九三一年初，擔任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長。一九三一年三月，他來到上海，擔任上海學生赴京請願團總指揮。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他與弟弟曹心哲在滬西被捕，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被黨營救出獄。一九三九年任華東支前司令部副司令……解放初，曹荻秋擔任重慶市市長、市委書記。一九五五年，調任上海市委書記、副市長。一九六五年四月，柯慶施病逝，曹獲秋成為解放以來繼陳毅、柯慶施之後的上海市第三任市長。然而，他受命於危難之時，因為出任市長不久，“文革”之火便在上海燃燒，他這個市長如同坐在火上執政！

秘書進來了，送來的不是中央檔案，卻是正在上海街頭巷尾張貼的一份海報：海報我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隊定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中午十二點正在文化廣場舉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成立大會。會上將徹底批判和控訴上海市委壓制革命運動、迫害革命群眾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我們希望全市各工礦企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支援我們，支援我們，積極參加大會，並熱烈歡迎一切革命群眾參加大會。

我們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礦企業的領導，不得用任何藉口阻止、刁難革命造反派來參加這次大會，不準戴帽子、扣工資，不準挑動群眾鬥群眾。違令者就造你們的反！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籌備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

這張海報的口氣倒不校一個尚未成立、還在籌備之中的群眾組織，居然可以對上海市委下“通令”，而且“違令者就造你們的反”？

曹荻秋查閱了中共中央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檔案，上面寫得清清楚楚：“堅守生產崗位，不要到廠外串連”，“不要成立跨行業的組織”。

顯然，“工總司”違反了中央的精神。

曹獲秋給中共中央常務書記陶鑄掛了長途電話，陶鑄的答覆也很明確：成立“工總司”是不適當的。

十一月八日上午，從康平路辦公廳——“康辦”打來電話，告訴曹荻秋，“工總司”代表已經來到那裡，要求見他。

“請劉冠同志接待他們。”曹荻秋答道。

劉冠，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副主任，按照首荻秋的意見，出面接待了來訪者。

“我們要見曹荻秋？”來訪者用咄咄逼人的口氣說道。

“我可以把你們的要求，轉告荻秋同志。”劉冠回答道。

“我們對上海市委提出三項嚴正要求。”這些穿藍色工作服的來訪者，口氣跟那海報一樣大。

“你們說吧。”劉冠掏出工作筆記，記下了他們的“三項嚴正要求”：（一）上海市委必須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須參加九日的大會，接受批判；（三）提供宣傳工具。

最後，來訪者彷彿在那裡提交最後通牒一般，說道：“限於今天下午二時前答覆！”

在這些“代表”走後，劉冠迅速把那“三項嚴正要求”轉告住在衡山賓館的曹荻秋。

面對王洪文的挑戰，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負責同志開會研究了那“三項嚴正要求”，同意曹荻秋提出的對策——“三不”，即“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援”。市委還通知全市各工廠，要求工人們堅守工作崗位，不要去參加“工總司”的成立大會。

當時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還兼著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上海市委把有關決定打電話轉告了張春橋，他也表示同意。

“最後通牒”的時間——十一月八日下午二時到了，上海市委仍沒有答應“工總司”的“三項要求”。王洪文罵罵咧咧了：“曹老頭兒，明天我給你顏色看看！”

上海上空彤雲密佈，眼看著一場暴風雨就要來臨……喧鬧的“工總司”成立大會十一月九日，上海國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