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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講“多數派的老工人對黨感情很深”時，來了個“春橋同志指出”：“不能說造反派工人對黨就沒有感情。”

在“批判”有人說“造反派隊伍不純”時，又來了個“春橋同志指出”：“不能因為一個組織中有幾個壞人，就說它不是革命組織。中國共產黨中間也會有壞人，中央常委中不是還有牛鬼蛇神？”

最妙的是，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說“‘工總司’搞亂了上海”之時，引進了張春橋的精心的辯解詞：“今天上海之所謂亂，不是因為有了這個司令部才亂的，不能因果顛倒，因為亂才有司令部，不是因為有了司令部才亂。承認這個組織（指”工總司“——引者注），不僅是憲法上已有規定的問題，還有個對群眾組織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你去解散它，豈不成了陳獨秀？“

王洪文在即將結束髮言時，對上海市委下了如下斷言：“十分明顯，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變質為資產階級司令部。在這樣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從市委書記處到常委，沒有一個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沒有一個人支援中央文革，沒有一個人支援張春橋同志。對於這樣一個受劉少奇、鄧小平的反動路線指揮的司令部。我們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足要砸爛它！”

王洪文振臂領呼口號：

“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

“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

在王洪文作完主旨性的發言之後，一個又一個發言者象走馬燈似的，來到話筒前。

每一個發言者，都按照當時的“標準程式”進行發言：先念幾條“最高指示”，再以慷慨激昂的聲調念稿子，最後高呼口號。

大會的高潮，在於宣讀那三個“通令”。幸虧《工人造反報》在第二天全文刊登了王洪文的這些“傑作”，所以在二十多年後仍可存錄“奇文”——對於今目的青年讀者來說，一邊讀著，腦海中一邊會交替出現“？”和“！”。

這三個“通令”，雖是王洪文一手炮製的，但是以“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名義發出的。這三個“通令”，還於當天以急電形式發給毛澤東。

照錄原文於下：

第一號通令：

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上海市市長曹荻秋，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一貫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瘋狂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頑固地推行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革命群眾實行法西斯專政。在曹獲秋倡江鎮壓革命群眾的罪行被揭露後，他不僅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公然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炮打中央文革小組，喪心病狂地把進攻矛頭直接指向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最後，在山窮水盡之際，竟挑動自己一手炮製的保皇工具——赤衛隊總部，又一次製造了駭人聽間的“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曹荻秋反對毛主席，對抗黨中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罪惡滔天。革命群眾早已忍無可忍，為了搬掉絆腳石，徹底鬧革命，大會通令如下：（一）從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不再承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曹荻秋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和上海市市長。

（二）責成大會服務團（當時對於大會主席團的一種流行的“謙遜”的稱呼——引者注）在會後立即報請毛主席和黨中央，罷免曹荻秋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批准在上海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

（三）曹荻秋從即日起，交給上海革命造反派監督勞動，並責令其徹底坦白交代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四）在曹荻秋監督勞動交代期間，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組織如有批判鬥爭，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統一安排進行，隨叫隨到。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第二號通令：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自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在幕後指揮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頑固地推行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毛主席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猖狂反撲，證據確鑿。中央工作會議後，陳丕顯不僅不肯改惡從善，反而陽奉陰違，兩面三刀，繼續挑動群眾鬥群眾，口蜜腹劍。現已查明，在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中，在上海出現的炮打中央文革小組反革命逆流中，在包庇上海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