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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日晚，已有一萬多名“赤衛隊”隊員擁立在康平路那一棵棵光禿的梧桐樹下。

這條小馬路陡然湧入這麼多的人，連腳踏車都難以從路上透過。然而，入夜，仍有眾多的“赤衛隊”員潮水一般湧向康平路——“赤衛隊”此舉，目的是向上海市委施加壓力，以求曹荻秋廢除二十五日給“工總司”的簽字，重新認可二十三日答應“赤衛隊”的“八項要求”。

二十九日，康平路上人頭攢動，密密麻麻的全是“赤衛隊”隊員，這條馬路成了一條“人龍”。往昔幽靜肅穆的康平路，如今人聲鼎沸。這條小馬路，一時間成為上海的“熱點”，成為人們注意的中心。

“赤衛隊”的這一著棋，取得了成效。二十九日上午，曹荻秋果真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機關裡，接待了“赤衛隊”的代表。曹荻秋答應了“赤衛隊”的要求。

於是，“赤衛隊”開始散去——因為他們已經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然而，高度“濃縮”於康平路以及附近的衡山賓館的三萬多“赤衛隊”隊員無法散去。他們所有的去路，都已經被“工總司”堵死。他們象餃子餡似的，陷入了“工總司”的重重包圍之中。

這個網，是張春橋撒下來的，是王洪文撒下來的。

就在與康平路毗鄰的衡山賓館裡，根據張春橋關於“不能讓‘赤衛隊’搶奪勝利果實”的密令，以王洪文的“工總司”和徐景賢的“聯絡站”為首，與上海二十多個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

這個“聯合指揮部”設立了一個“前線指揮部”。“指揮”何人？耿金章！

畢竟是“耿司令”擁有實力，張春橋、王洪文急調耿金章返滬，至此才點穿謎底。

自然，張春橋與王洪文，各有各的一本帳：張春橋調耿金章，為的是對付“赤衛隊”；王洪文呢，樂得把耿金章推為“指揮”，把“二兵團”推上“火線”。對於王洪文來說，既要對付“赤衛隊”，也要對付“二兵團”——他藉助於“二兵團”之力，去幹掉“赤衛隊”！

耿金章呢，行伍出身，榮任“指揮”，興高采烈。他披著軍大衣，坐鎮“前線指揮部”，調來十萬人馬，把康平路圍得象鐵桶一般。

“赤衛隊”處於重圍之中，猶如四周堆滿了乾柴，一顆火星跳出來。就會燃起一場熊熊大火，使他們葬身火海。

這顆火星，是從張春橋的家裡蹦跳出來的……從張春橋家傳出謠言雖然張春橋已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但他的家仍在上海康平路一百弄內。

張春橋之妻，原名李若文、李淑芳、李巖，後來改名文靜。據其自述：“我和張春橋於一九四三年秋（引者注：當時在晉察冀邊區北嶽區黨委）確定戀愛關係後調離工作，同年十二月反掃蕩中，我被俘自首叛變。這段歷史，我曾寫信告訴張春橋，對他絲毫沒有隱瞞。張與我於一九四六年結了婚。……”“文革”大幕拉開之後，隨著張春橋的升遷，“夫貴妻榮”，文靜也隨之變“紅”了。三天兩頭，張春橋從北京打電話給妻子文靜，這根“熱線”竟成為一根指揮棒，指揮著上海的造反派的行動。文靜嚴然成為上海的“張辦主任”！“

在“赤衛隊”蜂擁康平路的時刻，張春橋那“熱線”通話頻頻，遙控著上海局勢。

文靜一接到張春橋的電話，或即告張春橋秘書何秀文，或轉告徐景賢、王洪文，馬上便成為上海造反派的行動指令。康平路上的一舉一動，也由文靜藉助“熱線”隨時報告張春橋，使張春橋瞭若指掌。

就在康平路上兩軍對峙，一觸即發的時刻，從張春橋家傳出了意外訊息，導致了一場流血慘案。這便是繼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之後在上海上演的“文革”大戲的第三幕——康平路事件。

“師出有名”，歷來講究這一點。一旦有“名”，便可召喚群眾，動員群眾。陰謀家們原本無“名”，總是依靠造謠，製造藉口：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時二十分，日本關東軍自行炸燬瀋陽北郊柳條湖村附近的一段鐵路，指責這是中國軍隊乾的，以此為出師之“名”，突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住在上海江灣路山妙發寺的日蓮宗和尚天崎啟升等五人，在江灣向中國義勇軍尋釁，死一人。

十天之後，日軍又以此為“名”出師，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工總司”出師橫掃“赤衛隊”，其“名”乃“赤衛隊”抄了張春橋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