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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的小兄弟已經給她透露訊息：“王洪文出事啦！”

她一次次給王洪文掛長途電話，總是沒人接。

她給上海國棉十七廠廠醫、她的一位好友掛電話。在電話裡沒說幾句，她就忍不住哭了起來：“我怎麼辦？孩子怎麼辦？”

“到我這裡來吧，暫且躲一躲。”她的好友勸慰她。

她就帶著兒女，借住到廠醫家。

這位廠醫與她的友情，倒並非“造反之交”。她的丈夫從部隊復員到上海國棉十七廠，曾任廠黨總支委員，“文革”前與王洪文有點來往。一九六六年，她的丈夫去世。

一九六七年在與“聯司”血戰之時，她曾替崔根娣照料孩子。正因為這樣，這一次崔根娣又想到了她，把孩子帶到了她家。

她家不是個顯眼的所在。金祖敏也把女兒託崔根娣一起帶去。頓時，廠醫家裡擠了一屋子人。

不久，這小屋裡又增加了一名“逃難者”。她叫張融融，張春橋的第三個女兒。

張春橋的女兒怎麼也躲到這兒來呢？原來，是崔根娣做的大媒，把上海國棉十七廠青年工人徐百豐介紹給張融融。聽說崔根娣在廠醫家避難，張融融也以為這裡安全，便過來暫避風頭。

雖然這兒是工人宿舍區，遠不如康平路高幹宿舍豪華、寬敞，崔根娣心中反而踏實了。她與廠醫擠在一張床上，說出了心裡話：“不知道怎麼搞的，這些年我的心總是懸著，擔心洪文遲早會出事。現在，果真大禍臨頭……”不過，就在這一天，上海民兵指揮部那緊張的戰鬥氣氛，忽然緩和了。

徐景賢、王秀珍這幾天繃緊了的臉上，居然出現了笑容。

上海“基地”怎麼一下子鬆弛了神經？

原來，十月九日上午十時，馬天水從北京給王秀珍打來了電話。

“是馬老吧？”王秀珍一聽見馬天水的聲音，高興得跳起來了。

“是我呀，我的聲音你還聽不出來？！”真的，從電話耳機裡傳出來的，是馬天水那熟悉的河北口音。

“你身體好嗎？”王秀珍問。

“好，好，我在京西賓館裡一切都很好。”馬天水答道。

“四位首長好嗎？”王秀珍問了最關鍵的話。她所說的“四位首長”，不言而喻是指“四人幫”。

“他們都好，身體很好。”馬天水居然這樣答道。

“你見到他們了嗎？”王秀珍緊緊追問。

“他們工作都很忙，我沒敢打擾他們。他們在電話裡託我向景賢和你問好！”馬天水說得很流暢，很自然。

掛上電話，王秀珍急忙把好訊息轉告徐景賢。

徐景賢長長的鬆了一口氣，頓時癱在椅子上——連日的疲勞一下子襲了上來。

“小兄弟”們也飛快地得知“喜訊”。

葉昌明頓足道：“唉，虛驚一場！”

上海迅速地恢復了平靜。

這天，零點，先是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緊接著上海各報與中央各報一樣，都在頭版頭條刊登了重要新聞：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共同作出兩項決定，即《關於建立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紀念堂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於出版和籌備出版的決定》。

這兩項決定是在十月八日作出的。

另外，這天還同時下達中共中央檔案，宣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十月七日作出決定，由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一定是中央在開政治局會議！”看著報上刊登的兩項決定，看著中共中央檔案，上海的“四人幫”的同黨們，作出了“合乎邏輯”的解釋。

警報解除了！

十月十二日：上海又要“大幹”

其實，馬天水是奉命向王秀珍打那個長途電話的。

馬天水此人在宦海浮沉多年，曾總結出一句“名言”：“第一把手不好得罪。”

他所說的第一把手，亦即頂頭上司。

他總是舉“順風旗”。

在陳毅市長手下，他照陳毅指示去辦；

在柯慶施手下，他聽命於何慶施；

在陳丕顯、曹荻秋手下，他曾與造反派分庭抗禮；在張春橋得勢之後，他“痛改前非”，成為“結合”幹部；十月七日，當他剛到北京，要他“急轉彎”，他一時轉不過來。因為張春橋、王洪文已經給他許願，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