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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大、戴立清、葉昌明、黃金海、馬振龍。此外，還有先期到達那裡的廖祖康、施尚英、鍾定棟、馮國柱。

王秀珍成了那裡的首領。她滿臉慍容，環視了與會者之後，用壓低了的聲音說出了一番富有煽動性的話：“中央出了反革命政變，修正主義上臺了！這是右派政變！我們要與他們對著幹，血戰到底。我們的民兵即使打兩、三夭也好。槍聲一響，全國，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

在這關鍵的時刻，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將”，個個嘴裡噴射著復仇的烈焰。

陳阿大揮舞著拳頭說：“要大幹，馬上幹！吳淞口只要沉一條萬噸輪，就能把航道堵祝去幾輛大卡車到機場，把鋼錠甩在跑道上，就能把機場封祝”葉昌明出了另外的主意：“我們可以在上海發動大罷工。上海一罷工，就會產生國際影響。”

黃金海提醒道：“最重要的是糧食！必要時可以動用金庫去買糧食，萬不得已可以到江蘇去搶！”

戴立清顯示“溜子”本色：“把民兵拉出來幹。失敗了，歷史上會記上我們的功績的！”

馬振龍發出了同樣的吼聲：“我們要對著幹。大不了完蛋，大不了掉腦袋！”

倒是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沒有說什麼“豪言壯語”。他派人到城建局，連夜取來幾套上海詳圖。他知道，一旦在上海打起仗來，沒有上海詳圖難以指揮。

上海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副組長施尚英，則對十月八日午夜的密謀內幕，作過如下回憶：“在十月八日的晚上十點鐘，我和李彬山、鍾定棟策劃制定了武裝叛亂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戰備值班的民兵、車輛、巡邏艇、設立秘密指揮點，開設電臺和聯絡暗號等。

在十月八日晚十二點，王秀珍、馮國柱兩個人又糾集了警備區和總工會的一大幫人到了民兵指揮部機關，進一步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

“我和鍾定棟兩個人向王秀珍、馮國柱兩個彙報了我們擬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三千二百四十人和摩托車一百輛，卡車一百輛，配正、副駕駛員；第二批有一萬三幹人，起用民兵101艇、十五瓦電臺十五部。秘密指揮點設在江南造船廠（引者注：施尚英原在上海江南造船廠工作）和國棉十七廠或國棉三十一廠，選擇了我們信得過的人進駐各區當聯絡員，並且要求各個區的民兵指揮部的頭頭全部在位值班，還要求在九日十八時以前，全部落實。

“王秀珍提出國棉十七廠和國棉三十一廠這兩個單位目際太大（引者注：即王洪文、黃金海原先所在的工廠），要我們在楊浦區另外再找一個工廠作秘密指揮點，其他都同意。

“王秀珍並且告訴我們，她和馮國柱一幫人立即到東湖路七號，並要我們聽他們那裡指揮。

“根據王秀珍和馮國柱的指使，我們就選擇了中國紡織機械廠為另一個秘密指揮點，並且在十月九日的上午九點鐘，由我和吳主義、鍾定棟召開了十個區民兵指揮部和五個直屬民兵師的負責人會議，把我們擬定的方案作了佈置。

“之後，我們都帶了手槍和檔案等撤離民兵指揮部，到兩個秘密指揮點上待命。……”王秀珍所看中的東湖路七號，亦即東湖招待所，那是上海市委的一個招待所。王洪文回滬，總是住在那裡。

在一號、二號指揮點，徐景賢、王秀珍分別指揮著一班“武將”。

朱永嘉呢？他則忙於指揮那班“秀才”，作輿論準備。

朱永嘉，當時已成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

朱永嘉曾交代過他在那天晚上的行蹤：

“散會以後，我立即到《文匯報》、《解放日報》、廣播電臺分別打招呼，告訴他們，‘四人幫’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決定，不發中央的訊息，只發自己上海的訊息，行嗎？並要他們在少數骨幹中個別打招呼，他們都同意了。回寫作組也作了佈置，要王知常準備語錄和赫魯曉夫如何上臺的材料。至於告全市全國人民書還沒有來得及討論。”

十月八日之夜——“四人幫”被捕四十八小時之後，如姚文元所“預言”的那樣，上海“基地”“在複雜情況下獨立作戰”。

一場武裝內戰的陰雲，籠罩著上海。儘管上海一千萬市民對此還毫無所知，但是上海已堆滿了乾柴，只差一把火了。

馬天水的電話解除了上海的警報

十月九日，下起了細雨。

急匆匆，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拖兒帶女，離開了康平路。

沒有坐小轎車，悄然登上公共汽車，從上海西南角斜穿整個市區，前往東北角楊樹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