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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馬，大概借到了，因為她走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平靜地想。“如果她的良心在這件事上不絕對清白，她便不會提到這個細節了。”

爐子生著後，醫生關上煙道，吃了些東西。吃完東西他已經困得支撐不住了。他和衣倒在沙發上便睡著了。他沒聽見門後和牆那邊老鼠放肆的、震耳的吵鬧聲。他接連做了兩個噩夢。

他在莫斯科，在一間玻璃門上了鎖的房間裡，為了保險起見還抓住門把手使勁拉住它。門外他的男孩子舒羅奇卡要進來，哭著拉門。他穿著小外套，水手褲，戴著一頂小帽子，既可愛又可憐。他背後自來水嘩啦嘩啦從壞管道或下水道里衝在他身上和門上，那個時代管道破裂是常見的事，說不定正是這道門堵住了從幾世紀寒冷和黑暗積蓄的峽谷中衝擊下來的山洪。發出轟鳴的飛瀑把小男孩嚇得要死。聽不見他的喊叫聲，喊叫聲淹沒在轟鳴裡。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從他嘴唇的蠕動上看出他在喊：“爸爸！爸爸！”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心都要碎了。他整個身心想把小孩抱起來，貼在胸前，頭也不回地往前跑，跑到哪兒算哪兒。

但他淚流滿面，拉住上鎖的門的把手，不放小男孩進來，出於對另一個女人的虛假的榮譽和責任感，犧牲了小男孩。那個女人並非小男孩的母親，她隨時都可能從另一個門裡走進屋裡來。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醒了，驚出一身冷汗，眼睛裡含滿淚水。“我發燒。我生病了。”他立刻想。“這不是傷寒。這是一種可怕的、危險的、類似疾病的疲勞，一種轉變期的疾病，像所有傳染病那樣，問題就在於什麼佔上風，生命還是死亡。可我多想睡覺呀！”於是他又睡著了。

他夢見昏暗的冬天早晨在莫斯科一條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街上還點著燈。從各種跡象來看，清早街上擁擠的交通，第一班電車的叮噹聲，街燈在石板路的黎明前的白雪上投下的一個個黃圈，這是革命前莫斯科的冬天早晨。

不是他自己，而是某種更為普遍的現象在哭號，傾吐出溫存的、明亮的、在黑暗中像磷火一樣閃光的話語。他自己也隨同哭訴的靈魂一起哭訴。他真可憐自己啊。

“我生病了，病了。”他在清醒的時刻，在睡眠、發燒、說囈語和昏迷的間隙想道，“這也是一種傷寒，但沒寫在我們在大學醫學系所讀過的教材上。得準備點東西，吃點東西，不然我會餓死的。”

他剛想從沙發上撐起來，便明白他已經動彈不了。他失去知覺，又昏睡過去。

“我穿著衣服在這裡躺了多久啦？”他有一次暫時恢復知覺的時候想道，“幾個小時？幾天？我病倒的時候春天剛開始。可現在窗戶上結了霜花。這麼鬆散、骯髒，房間裡都變得昏暗了。”

廚房裡的老鼠把碟子撞得唱劇匡嘟響，往隔壁那面牆上爬，肥碩的身子摔在地板上，討厭地尖叫起來，像女低音一樣哭號。

他昏睡過去又醒過來，發現結滿霜花的玻璃上映照出玫瑰色的霞光，霞光在霜花中發紅，就像倒在水晶酒杯裡的紅葡萄酒。他不知道，便問自己，這是朝霞還是晚霞？

有一次他覺得旁邊有人說話，他極為沮喪，以為這是神經錯亂的開始。他憐憫自己，流出了眼淚，用無聲的耳語抱怨上蒼，為何拋棄他不管。“你為何遺棄我，永不落的陽光，並把我投入可詛咒的黑暗中！”

突然他明白，他並不是在做夢，這完全是現實。他脫了衣服，擦洗乾淨，穿著乾淨的襯衫，沒躺在沙發上，而躺在剛剛鋪好的被子裡，拉拉坐在床邊，俯身向著他，頭髮碰著他的頭髮，眼淚同他的眼淚流在一起。他又幸福得失去了知覺。

不久前他在病中說胡話時，還責備過天空對他無動於衷，可整個遼闊的天空都降臨到他的床榻上，還有女人的兩條一直裸露到肩膀的雪白豐腴的胳膊向他伸過來。他快活得眼睛發黑，彷彿失去知覺，墜入極樂的深淵。

他一生都在做事，永遠忙碌，操持家務，看病，思考，研究，寫作。停止活動、追求和思考，把這類勞動暫時交還給大自然，自己變成它那雙迷人的手裡的一件東西、一種構思或一部作品，那該有多好啊！那雙慈悲的手正到處散播著美呢。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康復得很快。拉拉忙忙碌碌地用白天鵝般的嫵媚護理他，用充滿潮潤氣息的喉音低聲詢問他或回答他的問題。

他們的低聲細語，即便是最空泛的，也像相拉圖的文藝對話一樣，充滿了意義。

把他們結合在一起的因素，是比心靈一致更為重要的把他們同外界隔開的深淵。他們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