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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要不要有王，要不要有臣，這是上千年爭論無法定奪的問題。

雅典是討論的開端。在其鼎盛的高點，雅典目睹了希臘半島上無數小城邦的興衰。它們的成敗，連同它自身的成敗，成為政體追問的最直接觸動。

古希臘分佈著約摸750個大小不等的城邦，每一座城邦又是很多個家族的鬆散聯盟。這是由下至上自然的結果，家族聯合成部落，部落聯合成城邦。最早只有以家為單位的村落，經過慢慢融合，形成較大聯邦，最後成為國度。將人聯絡在一起的是祭祀。共同的對祖先和奧林匹斯眾神的信仰，使得城邦成為共同體。最早的城邦有共同的祭祀聖火，宗教節日時，城邦裡的公民在同一張餐桌上共享儀式。

早期希臘的每一個城市就是一個小國家，每個城邦都經歷過“父親——組長——部落首領——國王”的發展脈絡。城市為了保護聖火而建成。相傳，雅典城是由刻克洛普斯和忒修斯先後修建的，雅典每年都慶祝建城禮。城邦的作用是神聖的，保護聖火，完成公共生活中的祭祀。最早的聖火教長被稱為君主，後來也就成為城邦的政治領袖。這樣的體系慢慢演化，逐漸成為純粹的政治結構。

最早的城邦幾乎都是君主制的，但很多代人之後，平穩的政治局面開始發生動盪，城邦幾乎或早或晚都進入了另外的政體中。也許是古老的家族領袖共同領導——被稱作貴族政治；也許出現貧富分化，一小部分新興富人聯盟領導——寡頭政治；也許是平民勢頭迅猛，奪得選舉和行政權——民主政治；也許是某一個強力個人從混亂中站出來，篡位統治所有人——僭主政治。政體常常變換，國王重新登場，又被推翻。

雅典也經歷過這樣的演化。公元前6世紀，雅典被貴族家庭選出的九位執政官統治，而梭倫完成改革，制定法律、解放奴隸、建立400人議會，為後來的平民政治留下空間。在他之後，克里斯提尼開創了民主。他奠定了雅典的憲章制度，在梭倫改革的基礎上擴大議會，將雅典分為10個大區，每個大區派人參加議會。議會向選民大會提供議案。

這種種現實政治，為思想家提供了思想的素材。希臘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亞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學》中對城邦和政體有所界定：城邦是由一群人按照共同規範自願建立的社群。由一個人領導的，合法的叫君主，不合法的叫僭主；少數人領導的，合法的叫貴族，不合法的叫寡頭；大多數人領導的，合法不合法都稱為民主。這五種形式按照領導者的人數劃分，可以說涵蓋了絕大部分最單純的政治形式。共和則是某種混合制政體。大多數人領導——這是民主政治的最早形式，也是我們心中對民主最直觀的感覺。它不是今天的憲政民主政治，但它是今天民主最初的種子。

【《理想國》與理想國】

為什麼現代民主不再採用雅典的形式？公民大會有什麼不好？

也許，最明確的答案可以用《聯邦黨人文集》中的一句話給出：“在所有的立法組織中，組成它們的人數越多，能夠在事實上引導它們會議程序的人就越少。”這非常尖銳地給出了直接民主的弊病：當每個人都試圖說話，就沒有人能被聆聽。

人數的問題在古希臘就已被提出。超過萬人的大會想要辯論就異常困難，公民與公民也不可能相互認識。雅典當時的六千人大會是公民的很大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亞里士多德對於城邦大小的規模相當重視，他認為城邦太小便無法自足，而太大會生疏、不能維持執法和大會的良好秩序。現代國家無一例外比古代希臘城邦大很多，直接民主不僅做不到，而且效果一定不會好。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更為重要而深刻的：大眾的民主的危險在古希臘時期已然被察覺，雖然後來沒能避免。大眾民主受到民眾的盲目與狂熱制約，很容易反覆無常，被政客煽動。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之所以比較了上百城邦不同的體制和歷史，就是為了發現每一種的好與不好。

王制的問題是一人統治無可避免會出現腐敗問題，較多好人組成的團體變壞的機率會小一些。歷史上有很長時間的王制，然而有才德的人多了，不會再接受一人統治。民主制度則很容易被僭主取代。大眾民主容易導致暴民，然後在混亂中由個人領袖僭主篡位登臺。這是對自由的追求最後導致的不自由。實際歷史對亞里士多德而言是先入的記憶。雅典曾享受過很長一段時期民主的好處，但在最後陷入無頭緒的反覆，變得輕率多疑，最終以僭主統治和戰爭失敗告終。

而貴族和富有者的統治亦有落入私權的危險。有產者統治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