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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通可以成為瓦解舊體制的利器，也可以成為阻礙新體制有效運作的工具。尤其是，由於變通在改革中居功至偉，事實上也就使後來偏離正式制度的行為獲得了合法性。甚至在這個過程中，開始形成一種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機會主義價值觀。

三　暗箱操作的制度空間（2）

改革開放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種世俗化的過程。在經歷了30年改革開放過程的今天，利益已經取代意識形態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作業系統”。然而，當我們仔細審視這個社會的時候，卻發現我們沒有為“作業系統”的更換做好準備，甚至我們還沒有準備好安裝這個新的“作業系統”所需要的硬碟空間。

關鍵的問題是，當利益取代意識形態成為基本的社會驅動力之後，權力在已有灰色制度空間中的行使具有利益的新驅動，而原有意識形態的約束卻已基本消失殆盡。這樣一來，制度中原有的非程式化的彈性空間也就成為利益驅動的暗箱操作的灰色制度空間。換一個角度說，本來進入這個利益時代的時候，應當透過正式制度的建設來縮小可以容許暗箱操作的灰色制度空間，應當為可能在利益背景下行使的權力設定新的硬性制約條件，但在實際上，在改革初期起到積極作用的變通，卻在利益這個新的“作業系統”上演變為以謀取特殊利益為目標的權力暗箱操作。如果說在過去，變通還是體制固有的運作方式的話，在今天，暗箱操作已經成為純粹的謀利行為。

事情還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由於利益的驅動，保護甚至拓展容許暗箱操作的灰色制度空間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有意識的自覺行動。在有關*的研究中，有人發現這樣一種新的趨勢，即由尋租到有意設租。正如有學者界定的，所謂設租，就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為權力的服務物件設定關卡與障礙，向相關人員和機構或直接收取或間接“逼”其交納通向正當權利和利益的“過路費”。而這種設租的過程，有許多就是透過拓展制度的灰色空間實現的。相反，一些可以從根本上縮小制度灰色空間、杜絕暗箱操作的舉措，如權力行使的程式化、公開化等，在改革中一直踟躕不前。甚至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特殊利益群體透過將上述可能的改革措施敏感化的方式，來自覺地抵制類似的改革，以保護甚至擴大制度的灰色空間，保護甚至擴大其暗箱操作所需要的制度條件。比如在國企改革中，他們要努力推動國有資產出售，但卻對國有資產出售程式的規範化不感興趣，甚至暗示人們那是不可能的，更有甚者是將國有資產出售過程神秘化和保密化。

其實從根本上來說，暗箱操作存在的基礎，是神秘化的權力模式。在我們現實生活中，一般的公務，一般的經濟社會生活資料，往往成為一般民眾不得與聞的“秘密”；黨政機關不是民眾可以自由進出的場所，反而成為戒備森嚴的“軍事重地”，這幾乎是一種常態現象。在“*”期間，權力的神秘化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那時運作社會生活靠的就是每年幾十或幾百個中央檔案，而這些檔案幾乎全部是隻允許傳達到某某級的“機密”。在過去30年改革過程中，權力神秘化的程度有所改變，但基本的權力模式卻沒有根本性變化。在這樣的權力模式之下，權力的暗箱操作幾乎是必然的。雖然權力的執行有著種種的內部規則和程式，但政務活動的高度神秘化，必然會使抑制權力暗箱操作的因素失去足夠的力量。

給人以希望的是情況正在發生變化。2005年底，全國政務公開領導小組辦公室有關負責人表示，政府資訊公開制度的理念是“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政府資訊公開條例》規定，政府機關如果拒絕公開資訊，公民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訴訟。可以想象，政務資訊的公開，將會從根本上縮小暗箱操作的制度空間。另外的一則報道是關於河北省的。從2005年開始，河北省以省商務廳、省國土資源廳、邯鄲市政府為試點，大力推進行政權力公開透明執行改革，依法清理行政權力專案，公開政務運作流程。在這項意義重大的改革中，一個人們以前聞所未聞的名詞是“清理權力”，甚至公佈市長權力清單，公開政務執行環節。河北省大刀闊斧推進政務公開，與此前發生的幾起*大案有直接關係。河北省原外經貿廳副廳長李友燦在一年多時間裡，利用審批進口汽車配額的權力，收受賄賂高達4744萬多元，創下了當時貪官貪汙數額的最高紀錄。而李友燦之所以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攫取如此大量的財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灰色制度空間提供的暗箱操作的餘地。事後查處李友燦貪汙案時，竟然有許多官員不知道李友燦還管著進口汽車配額，